重建政统与学统汇编.docx

重建政统与学统——明清之际学术转型的内在理路摘要：处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儒学面临的时代问题是政统和学统的双重倒塌。政统上的明亡于清和学统上的空谈学风，刺激着儒学观念的更新和转型。在“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指导下，儒者们秉持“天下为公”的理念，重建政统。在面向六经的治学道路上，儒者们力图超越宋学，回归孔孟之道。最终，完成了从理学体悟到经学考证的学术转型。关键词：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政统；学统；转型在儒学发展史上，明清之际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其之所以特殊，不仅在于出现了政权易主的朝代鼎革，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儒学传统在其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回首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时，人们往往可以用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清代这样的历史学时期来区别不同的学术形态，唯独需要将“明清之际”这样一个区间提取出来加以重视，这足以说明了其重要性。但对于此期的学术形态本身却迟迟未有定论。如果将明清之际的儒学置于学术史的进程中来看，其连接的乃是前期的理学和后期的朴学。关于这三者的关系，学界出现了多种解释模式，其中较为典型的如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理学反动说”和以钱穆为代表的“每转益进说”。客观地说，这两种解释产生于民国之后的中西文化论争时期，双方由于各自的学术背景或是有取于明清之际的反“玄学”和乾嘉的考证方法符合西方的科学精神，或是带着吾国文化沦亡的悲情注重宋学的渐变和延续。虽然不能掩盖以上两种解释都有各自合理性之依据，但也难免存在“以今律古”之嫌。其后，余英时在其师钱氏的方向上给出了“内在理路说”，然而，余氏又重在史学眼光的省视，对儒家思想观念的演变相对忽视。在此，我们愿意接受“内在理路”这一话语表达，重新考察此期儒者的现实关怀和学术走向。天崩地解：政统与学统的双重倒塌用黄宗羲的话来说，明清之际是个天崩地解的时代。而“天崩地解”一词不仅刻画出了明亡的历史事件在一个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留下的无限悲痛和愤慨，更是突出了这个时代政治的昏暗和主流价值的缺失。向来以先进文化自诩的天朝上国何以又一次被北方蛮族所入主？如此不堪的历史结局势必要回溯到晚明社会的复杂现状。政治上，腐朽的政体架构一方面不能应付内外的不断战事，另一方面激化了执政集团内部的各方利益代表的权力争衡。经济上，随着嘉靖、万历以来的手工业、商业不断的发展，在传统社会的母体内部孕育了以商品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素，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为繁盛的市民社会景象。而当时的明王朝对新兴的工商业施以各种名义的严重课税，使得这种新的社会群体亟需寻求自身利益的合法保护。文化上，科举时文不再是有识之士唯一的上进之路，变质的理学说教已然压服不了言论自由的强大呼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诏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明初取消了丞相制度，使君权失去了相权的制约。洪武、永乐两朝又通过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的设置进一步加大了对廷臣的监督，使君权空前得到集中。全国大权如此高度集中于君主一人之身的现象实非历朝历代所能比，这预示着传统的“家天下”政体已然发挥到了自身的极致。万历中后期，神宗皇帝长期不上朝理政，大权旁落于阉寺之手。由宦官掌权的锦衣卫组织成了实际上的国家权力机构，因而激起在野人士清议四起。面对神宗的荒怠，朝中形成秦党、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等朋党之争，而其他各党基本依附阉寺一党打压东林党，以致出现“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的局面。天启一朝，以“九千岁”自居的魏忠贤为剪除异己制造《东林点将录》，对作为学术和政论团体的东林党人肆意开列罪名，酿成众多惨案。同时，在宫廷内部出现了“红丸”、“梃击”、“移宫”三大案。在这些案件的背后，实是君权、阉党和清流多方力量的角逐。如此，腐朽而松散的政治体制导致北方对满人的战事一再失利。明王朝又以征辽练兵为由，派出宦官四处敲诈勒索，酿成了各地的反矿税斗争不断。加上土地的兼并集中和自然灾害的发生，最终引发了西北地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岌岌可危的政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晚明商品经济的勃兴。明中叶之后，矿产、盐业、棉纱、丝织、茶叶、陶瓷、刻书等行业逐渐发展，形成了很多无田而富的行商大贾。当时工商业的繁荣在冯梦龙的小说中得到了描绘：“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布具到此市上贩卖。”脱离土地的自由民增加了社会人口的流动，逐渐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镇聚集。在江南一带尤其是运河两岸和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