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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教育学部分重难点导读 　1．《学记》及其作者（参见教材第262页）　　《学记》是我国古代第一本教育专著，它总结和概括了先秦儒家的教育经验和理论，较系统地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的作用、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和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等。2000多年前的《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教学相长”等名言，至今仍脍灸人口。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一书究为何人所著，历来说法不一。在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孔门弟子所作；另一说则是汉儒所记。　　就前说言，冯友兰认为《学记》为荀学，郭沫若则认为是孟学。郭沫若说，《学记》对于教育与学习是主张自发的，言“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和孟了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过且过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在精神上是完全合拍的。他还说《学记》言“大学之道”，与《大学》互为表里。《大学》是孟学，而且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因此，他认为《学记》“是乐正氏所作”。　　就后说言，杜通明认为《学记》作者是汉儒董仲舒。他在《学记考释》中指出，《学记》中的文字，与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对贤良策》中的文体，语句颇多类似。如《学记》中常引用古书而加以结论说，“此之谓也”，“其此之谓乎”，而《春秋繁露》中亦多采有同样的语句。他还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和主张，亦往往与《学记》中所载有相互发明之处。如《学记》主张“化民成俗”，董仲舒对策中也有“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化民”；《学记》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董仲舒则说“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学记》中特别强调“继志”、“务本”，董仲舒也主张“重志”、“重本”，等等。 　　2．昆体良及其《演说术原理》（参见教材第264页）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35一95）生于西班牙北部。先在罗马学习，后回西班牙任教。公元68年应召回罗马办学，是罗马皇室委任的第一位修辞学教授。他系统地总结了罗马的教学成就和自己从教20余年的教学经验，特别是教学法方面的经验，完成了其巨著《演说术原理》（一译《雄辩术原理》）。这本书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　　　　昆体良的教学思想深受其哲学观点的影响。在哲学观上，他倾向于斯多葛派。这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主要哲学派别，其中心问题是道德学，其原则是“人必须按照本性而生活”，昆体良接受了斯多葛派顺其自然、顺其本性和众人平等的观点，井将其融汇贯通于自己的教学思想之中。　　昆体良的教学实践及其理论研究都以培养雄辩家为宗旨，环绕这个主题，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中详尽、全面、系统地讨论了教学论方面的有关问题。比如，他认为教学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等具体情况，扬长避短，因材施教；他还提出了课程论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课程安排应该是直线型还是螺旋型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他还特别重视学生记忆能力的培养；而在教师的素质与修养方面，昆体良很注意在教学过程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对教师职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昆体良是在希腊一罗马文化交融后西方涌现的第一位教学理论家。他对于教学工作有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他汲取了希腊教学思想的有益成果，继承了西塞罗的教学思想，又力振罗马俭朴、勇武、实用的优良传统，是古希腊、罗马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的集大成者。尤其在教学论方面，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教育家几乎无人能像昆体良那样给后人以如此深远的影响。1500年后，夸美纽斯从昆体良那里受到启发，写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名著《大教学论》。应当说，昆体良为文艺复兴以未西方教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赫尔巴特及其教学论（参见教材第267页）　　 　　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德国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1776年5月4日生 于德国的奥尔登堡。1794年入耶拿大学，同裴斯泰洛齐相识，因而对 教育发生兴趣。1802～1809年又到格丁根大学学了7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任该校讲师。1809年到柯尼斯堡大学继任康德的哲学讲座，历24年之久。1833年他回到哥廷根大学任哲学教授，直到1841年8月14日去世时为 止。 赫尔巴特的著作很多，主要有《普通教育学》（1806）《心理学教科书》（1816）、《作为科学的心理学》（18 24～1825）等。 　　他吸收了古代传统教育学理论，第一个倡导把教育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创建了教育理论体系。他把教学过程分为三个部分：管理、教学、德育。他认为，管理的实质是用纪律作为约束儿童进行教育的必要条件，在方法上提出了威吓、监督、命令、禁止和处罚等。这种管理压抑了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把儿童看作是消极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