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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与墨家赏罚理路的差异 李凤鸣 皖西学院学报 赏罚是法家法治理论中的重要思想，学界的讨论较为深入。至于墨家的赏罚理论，相较而言，由于自身理论的基点不同。学界关注不多。鉴于此，在分析两者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比较，很有必要。 一、赏罚理论基础的差异 在人治和法治作为治国的工具性特征上，法家的法治对应于儒家的人治，更尊重法制的力量。当然，法家的法治只是君主权力施行的工具。儒家推崇贤人政治，其缘由是人性本善，认为德礼教化的力量比法治的效果更好，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也就是说法治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价值观，人们守法， 只是因为害怕制裁而进行的无奈之举；而且，法律本身并没有治具的功效，归根结底，还需要人来执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与儒家的性善理论相对，法家认为，自私是人类的本性，即使家庭骨肉也不能免，父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管子针对普遍的社会活动，也以此来作衡量：“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禁藏由此推及开去，夫妇之间，君臣之间等等伦理体系中皆以是否有利于己来衡量， 人们从事的各种行为，也皆以私利为准，德治与礼治的效用即在不定之间了。儒家的荀子也言性恶，然犹有变善的可能,到法家这里，恶就成了天生的和绝对的，法家的主张从根本上来说都以此为出发点。商鞅认为，“好恶者,赏罚之本也。”错法商鞅的理论可能还有因时而偏重的地方，至韩非，性恶因之附以赏罚的理论更具普遍性，韩非认为，“人情者，有好恶， 故赏罚可用。”法家至此提出了赏罚理论系统的哲理基础。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言，“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无论在任何时候，人们便会砍断恩义这条纽带。可是畏惧呢，人们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不敢抛弃。”因此，根据人的本性进行恰当的制度设计方能收其实效。 相对而言的墨家，没有从人性方面来建立自身的赏罚理论，其基础实际上是出于墨家的天志和鬼神观。虽然“墨子反对天命论，它的主要锋芒在于反对孔子这些人所宣扬的天命思想。”但在“同时却提出了与天命说相类似的‘天志’说，他还相信鬼神是存在的。”萧公权亦云，墨家的思想上，“天为全体人类之惟一主宰，其赏罚严明普及而不可逃。”“其赏罚虽天子亦不能免。”就其政治哲学而言，墨子的中心理论是其兼爱思想，为达到这种理想，墨子不得不借助于宗教和政治的制裁，鬼神即是驱使人们兼爱的超自然力量。而要实现其核心的理想，当然不能仅靠这种神秘力量，还须付诸现实中的各种手段, 赏罚即是其中之一。然而，赏罚背后的理论支持又是什么，墨子没有进行直接的逻辑论证，纵观其表达的各个方面，皆体现为一种较为模糊的特征。墨子认为，三代即没，天下大乱，其根本原因是“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鬼神之外, 尚有冥冥之天，“顺天意者, 兼相爱, 交相利, 必得赏。反天意者, 别相恶, 交相贼, 必得罚。”因此, 禹汤文武尊天敬鬼, 故得奖赏, 桀纣幽厉, 逆天诟鬼, 故得惩罚。也即“天子为善, 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与此对应, 天子对于天下人也即根据其善恶而行罚。当然, 就哲学观和逻辑论而言, 其理论上的根据是什么, 由于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指向所致, 墨子并没有提出系统的解答。墨子尚兼爱, 其鬼神理论本身即为这一中心服务的, 实际上，“墨子要证明鬼神存在, 本身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 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因此, 对于赏罚理论的分析, 墨家并没有进行法家那样的周密论证。 二、赏罚原则的区别 赏罚的原则是以赏罚为手段而必须依据的一般标准, 法家和墨家依据各自的哲学基点和价值取向,对施赏行罚的原则皆有较为完备的论述。法家崇尚法律之治, 强调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的相对平等主义, 因此, 其赏罚的原则也与此息息相关。法家认为赏罚是明主制臣的二柄, 施行赏罚必须满足当事人的的信赖利益, 必须确定不移。“言赏则不与, 言罚则不行, 赏罚不信, 故士民不死也。”“赏罚不信, 则禁令不行。”赏罚确信而必, 是其作为治理工具而获取应有功效的当然原因, 但是, 就法家看来, 赏罚的主体又有自身的特殊性。赏罚的终极权柄必须操之于君, 赏罚权不能让他人染指, 也即“赏罚共则禁令不行。”因为“赏罚者, 邦之利器也, 在君则制臣, 在臣则胜君。”因为作为人臣皆畏诛罚而利庆赏, 君主独制其柄, 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 君主治国也即在举措之间了, 反之, 如“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已也, 听其臣而行其赏罚, 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 归其臣而去其君矣。”可见, 赏罚权为君独制实为其中原则的至要。 赏罚权制于君且须确信而必是法家赏罚理论的首要原则, 其次, 赏罚还须根据功过相当所要求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