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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河 北 学 刊 Sep． ，2015 第 35 卷第 5 期 Hebei Academic Journal Vol． 35 No． 5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14 唐仕春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2014 年度，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亦有突破理论、视角瓶颈的反思与探索。电子资料的海量增加， 统计、调查资料的涌现，社会史研究中引入大数据分析与研究模式值得期待。市政建设、城市空间、城市建筑等方面研究 成果比较突出。社会治理受到关注。近代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和互动，生活方式变迁取得新进展。社会结构、社 会治理、慈善、灾荒史等领域需要拓展研究视角。医疗、卫生、环境史以及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域的实证研 究有待深化。 ［关键词］近代中国; 社会史;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唐仕春( 1973—) ，男，四川省开江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 史、法律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7071( 2015) 05 － 0050 － 06 ［收稿日期］2015 － 04 － 20 2014 年，国内外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延续近 年来兴旺发展势头，取得一批新成果，出现了一些较受 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社会史理论与方法 20 世纪最后三十年，国际史学界兴起了公众史学， 也存在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向。近年来，中国学术 界对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理论探讨 逐渐增多，这些理论探讨多从域外着眼，有的缘起于社 会史研究，有的直接关系到社会史研究。2014 年度的 特色之处在于，有些学者从本土资源探索社会文化史 理论取得了可喜进展。刘志琴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 对于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 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与 俗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礼俗整合的后果使 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 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 文化史的特色［1］。梁景和认为，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 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客观生活质量主要指社会生活 条件的实际状况，而主观生活质量指的是生活满意度 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研究方法，在 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2］。 计量史学在世界史学潮流中曾盛极一时，而今，时 过境迁，风光不再。旧理论、旧方法、旧领域虽不在潮 头浪尖，却往往不能退出历史研究的舞台。近年随着 新史料尤其电子资料的大量涌现，运用计量方法针对 中国问题，尤其是社会史问题展开研究具备了越来越 大的可能性。梁晨、李中清以学籍卡材料为中心讨论 了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他们指出，学籍卡似的 格式化、系统性历史文献成为构建大型计量历史数据 库的重要资源; 这些计量历史数据库往往能向学者展 现出依靠传统文献分析方法难以显现的“新史实”; 这 些“新史实”不仅对填补或纠正过往的历史认知颇有裨 益，甚至还能有效地推动学术理论的演进与革新［3］。 二、家族、群体与社团 对社会结构的研究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多的家族、 群体、社团个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研究取向或者探 讨群体与团体内部结构及变迁，或者将其放入诸如国 家与社会之类的解释框架中予以分析。池子华指出， 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在“长三角”地区的近代打 工妹求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工单位根据职业 的性质寻求打工妹的“职求”路径，同样不能小视［4］。 高纲博文《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一书，讨论了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上海事 变”与日本居留民、日中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问题” 等，试图阐明日本人在上海的具体活动及其意识状态。 国家与社会框架往往衍生出群体、团体与地方社 会、各级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互动。许冠亭的 研究表明，社团与国民党党部之间存在张力。1934 年， 苏州光裕社与男女说书会因苏州弹词男女拼档演出形 式引发冲突。冲突双方没有诉诸司法机构，而是依次 05 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呈请裁决。许冠亭指出，中央党部 的终裁允许社团分立、禁止男女拼档，但社团迅速分立 而男女拼档却有禁无止; 后来男女拼档成为主要演出 形式，社团复归统一，竟与终裁方案完全相反［5］。何友 良则指出了苏区社团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和谐关系，即 苏区政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 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 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 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 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6］。彭南生注意到了 1921 年上海商界总联合会分裂原因的复杂性。他认为，政 见的分歧是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