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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课 支持科学 内森·米勒沃尔德 20世纪的暮光照亮了一个技术变革巨大的时代。计算、通讯和生物技术日新月异，这一切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认识。从经济上讲，仅在过去30年间建立起的技术公司已经创造了近一万亿美元的总资产价值，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技术进步的基础是美国对基础科研的资金投入和企业精神。二战后，美国为基础研究注入了大量资金，建立起一个强大且有活力的科研群体。硅谷和计算、生物等其它高科技园区集中在美国也就因此不足为奇了。技术商业在著名大学和研究院的大树呵护下成长，而苹果就落在树的附近。 由于这样的巨大成功，人们会自然而然认为基础科学会得到相应的支持。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工业界的基础研究已不再时兴（过去几十年间的大公司实验室因经费削减和公司倒闭而命运惨淡。仅存的一些实验室其规模也缩小了，重心也从对重大发现的挑战转移到短平快的应用。这一趋势并非仅仅是董事会会议裁决所致），有些科普作家甚至更为激进地宣称，基础科学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结论在学术上得到了那些目睹自由研究滑坡的研究者们的赞同。 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是很重要的。把知识转化为产品形式的实际运用，这样一种挑战在学术上是令人满意的追求，对工业来说也是一种明显的需要。我很难想象，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因为我自己就花了很多时间从事应用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它带来的观念上的突破，技术进步是无法维继的。为了把知识转化为实用，人们首先必须拥有知识。科学是应用研究和工程能提炼成产品的原材料。 老公司削减研究费用，而诞生于当代技术革命的新兴公司则完全忽略了研究。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外，硅谷型的其它新技术公司对长期研究并不投资。刚起步的公司出不起研究费用，而已过起步期的公司虽有资源，却不愿用这些资源进行基础研究。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例子便是个人电脑革命，它基于工业实验室的研究，特别是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的研究。尽管其成功源于实验室这一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但个人电脑公司从未设法去更新他们的成功源泉。的确，在商界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像施乐公司PARC这样的实验室是一个错误，因为施乐未能很好地利用个人电脑这一发明。就在同一时期，施乐研究者们在PARC发明了激光打印机，他们从激光打印和其它发明中获得的利润远远超出了研究投资。尽管如此，施乐公司这一案例为基础研究的反对者们反对资助科学提供了现成的理由。 政府从未把科学视为技术奇迹的源泉，因此，资助被削减。更糟糕的是，基础研究经费长期横遭拖延和审查，以确保政府的经费投入对短期经济目标具有“相关性”。这使得政府的基金组织处于既要预测研究，又要预测市场的谨小慎微的境地。国防基金历来用作支持许许多多的长期研究，例如，近十年来国际互联网这一最具活力的商业和社会产品就源于ARPANET网络。在其成为当今的国际互联网之前，该网络接受了长达25年国防经费的支持。经费部门稍欠耐心就会中断这种支持；如果当时果真被中断的话，哪里还会有今日的国际互联网？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与国防有关的经费在许多领域急剧下降。和平并没有为科学带来福音。 从本质上讲，科研是一种不确定的事业。同任何探险过程一样，科研不可能预测将会发现什么或其最终效用是什么。研究的全部内涵就是去探索我们未知的东西。在生活的其它领域里，我们已经认识到存在着一些随机现象，它们作为个体无法预测，但作为一个群体却可以解决。共有基金管理者们并不指望每次投资都有同样的回报，保险公司的会计也不会指望每个人都正好活到预估寿命。共有基金和保险公司使命就是创造一大群总体上符合统计预测的不可预料投资个体。如果有足够的研究项目并有足够的时间使这些项目获得成果的话，见证过去便一目了然：科学是一项巨大的、预测性极强的投资。 不过，为科学提供基金的政府和企业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会对项目进行完全不适合他们身份的审查。这使得获得研究经费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当场能预测研究成果，保证失败率极低，并为成果商业化勾画出一条清晰和坚实的道路。这会带来如下的问题：如果一个立项报告能达到所有这些标准，并能再费些心思地让某一议员或基金官员容易读懂，这项研究几乎注定是不值得去做的了，至少是在基础研究方面是如此。雄心勃勃的基础研究很少能通过预测阶段的多方审查，好心的保守主义会掏空科学的精华，急功近利的“相关”研究趋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应用研究可以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这些过程筛选出的项目总是一些缺乏大胆和有创意的研究，结果只能是一种即不是好科学、又不是好的开发产品的拙劣混合物。 任何研究都是有用的。许多发现如能给予足够的时间都能充分地发挥出它们的潜能。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潜能可以是一种直接的商业报酬；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学术报酬，即开辟了新的视野和令人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