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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独树一帜的中华法文化张 晋 藩 摘要：中国是一个地处东北亚大陆、资源丰富的内陆性国家。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自然经济结构、以宗法家长制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以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为统治思想、以皇权神圣的专制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诸因素，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也决定了中华法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诸如：礼和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伦理法、自然和谐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本主义、综合性和包容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等等。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反思，客观地予以评价，从中吸取当前法制建设所需要的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关键词：中华 法文化 礼和法 中华法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不仅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法文化发展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舜禹时期，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国家的出现，传统法文化也在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得以产生。之后，历经数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其独有的一些特征。虽然不同时期的法文化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但总的说来一脉相承，绵延不绝，这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是极为少有的。 中国是一个地处东北亚大陆、资源丰富的内陆性国家。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自然经济结构、以宗法家长制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以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为统治思想、以皇权神圣的专制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诸因素，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也决定了中华法文化饶有特色的内涵与历史传统。 一、礼和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礼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礼原是氏族社会敬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作为氏族社会祀神祈福仪式的礼，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一种统治手段。有关礼的观念与学说构成了国家的一种精神。礼的着眼点已由神到人，由帝廷到社会，这种变化，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显露出华夏文明的曙光。 礼的主要作用是确认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调整以尊尊、亲亲为指导原则的社会关系。由于礼是等级的标准、伦理的支柱、法律的准则、修身的规范，因而具有治国、理家、律己的特殊功能，是独特的社会整合理论。与西方比较，西方的法律传统是在皇权与教权的相互斗争、相互妥协中得以产生发展的，所以从一开始，法律就作为一种独立的规范形式；而传统中国，天理、国法、人情始终是有机统一、彼此渗透的法律渊源，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的，恰恰就是“礼”，所以要了解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内涵及特点，比较中外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要从礼与法的相互关系入手。 礼以“别”为本，以差等著称；法以“齐”为本，以公平闻世。礼的差等式的规范与法的公平性的衡量是矛盾的，但又具有统一性，因为礼与法不仅同源，而且都以维护等级特权秩序为目的。所谓：“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 正由于法合于礼，才有可能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汉初确认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以后，不仅在立法上引礼入法，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创造了《春秋》决狱，使得说经解律之风盛行一时。魏晋时期法律迅速儒家化的过程，也就是进一步引礼入法的过程。区分血缘亲疏之礼的“五服”制开始入律，成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就是这一过程的突出表征。至唐代，礼的基本规范取得了法律的形式，构成了封建法律的基本内容，并且影响着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的判决。在《唐律疏议》中，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和密切关系，被比喻为“昏晓阳秋”的自然现象，协调而又永恒不变：“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可以说，礼与法的结合至唐已臻定型，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和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 自宋迄清，礼的作用虽有消长，但统治者从来没有只重法而轻礼。相反，作为礼的最高体现的纲常被推崇为天理，并逐渐发展为整个社会都认同的意识形态。翻开明清时期的律典，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具体的刑名规定，而是确认亲疏尊卑关系、宣扬德礼教化的八礼图、五服图。此类规定不见于任何外国法典，它反映了中华法文化的特质和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 总之，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礼制为体，法制为用，出礼入刑，礼法结合。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道德法律化。违礼与违法同受刑责。这不仅与西方法律文化迥异，也与印度、巴比伦的法律文化有别。礼与法结合，可以推动国家机器有效地运转，安定统治者所惬意的社会秩序，而且适合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心态。因此，礼法的结合和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二、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伦理法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 中国在迈向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原始的氏族血缘纽带并未被打断，反而为新兴的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构建国家的基本组织原则。因此，由家而国是国家形成的重要途径。宗法血缘关系不仅对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