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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论》(上中下)
《过秦论》(上)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论》(中)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过秦论》(下)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其主旨如题目所示,是论秦政的过失,这是西汉前期政论散文所集中讨论的问题。上篇竭力夸张秦国力量的强大,和一朝败亡的迅速,以强烈的反差,突出“仁义不施”则必然败亡的道理。文章多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文的遗风。但它的恢宏气度,则为战国文章所未有,而出自统一王朝的政治家才能具有的开阔眼界。中篇和下篇,提出秦二世和子婴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挽回败局,实际是比较具体地提出了西汉王朝应该注意的政策。
晁错(BC200-154) :《论贵粟疏》
颍川(今禹县)人,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智囊”。景帝即位,任为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贵族的攻掠,并进言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得到景帝采纳。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因此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畏于七国连兵,遂将其处死。晁错的文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其中《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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