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在中国文化经典中的理论依据.pdfVIP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收稿日期：2016-08-04 作者简介：陈连山，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 隐居在中国文化经典中的理论依据 陈连山 摘 要：隐居是中国古代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性的，一种是宗教性的。 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来临之际，诸子百家对于隐居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这些经典性论述在塑造中国 文化模式、影响后世隐居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认为隐居是在无道时代保持道德操守的基本手 段，所以儒家的隐士大都是政治性的，但这种隐居是有限度的，只回避无道的政治，不回避人类社会；老子、庄 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中远离社会的隐居理念远远强于儒家思想，他们给予隐居的文化地位也远远高于儒家， 道家认为隐居才能保护人类的自然天性，他们不仅否定政治，甚至否定一切价值观，因此，道家思想是最能体 现隐士精神、最能揭示隐居文化意义的理论；法家则唯专制君主马首是瞻，完全排斥隐士。道教和佛教均主张 脱离世俗社会而修行，但得道之后仍然会出世引导世人修行。总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关于隐居的阐释，总体 上肯定了隐居的意义，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光芒闪耀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键词：隐居；文化经典；儒家；道家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7）01-0105-08 人类是一种群居性或者说社会性的动物， 离群索居的隐居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 因此，隐居，特别是名人的隐居在人类社会就成 为十分引人注目的行为，或赞美，或批评，各种 态度不一而足。 一、如何看待隐居 人类既然是所谓的“社会动物”，那么为什 么总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远离社会而隐居呢？究 竟原因何在？造成隐居现象的原因在于人类社 会文化生活的内在矛盾。作为一种“社会动 物”，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集体中生活，而集 体生活出于彼此协作和交流的需要，必然产生 具有强制性的社会秩序和多数人自觉不自觉遵 循的主流生活模式。既然社会秩序和主流生活 模式是根据集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就不 可能适应每一个社会成员——或许它本来就是 为了限制那些违反或者试图违反主流生活模式 的个人。于是，社会集体的秩序和主流生活模 式就构成了对某些个人的压迫，这就是人类社 会文化生活中个人与集体的内在矛盾。当这对 矛盾发展到相当激烈的程度的时候，而被压迫 的个人也获得了独自生活的条件（社会对此有 相当程度的宽容、个人有足够的经济条件等）， 他就可能选择脱离社会集体，甚至远离社会集 体，走向隐居的生活。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集 体与个人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隐居也是 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中国学术界在隐士研究中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把隐居视为个人的一种解脱。蒋星煜甚至 认为隐居的两大原因之一是“个人主义或失败 主义”［1］6。隐居是个人远离社会的一种行为，对 于隐居者个人当然是一种解脱。但是，隐居这 105 2017年第 1期 种表面看来似乎是个人的行为，其中含有或明 或暗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中国正史中 第一部专门的隐士传《后汉书·逸民列传》总结 隐士的活动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 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 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其中“求志”“全 道”“垢俗”“疵物”都含有批判现实、追求完美人 格的意义，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逸民列传》里 的隐士都是著名的隐士，他们隐居的目的比较 明确。而普通隐士的隐居行为虽然在主观上可 能没有明确的批判社会的目的，但是他们对于 主流社会的逃避本身在客观效果上就构成一种 批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模式并不总是具 有充分理由的，甚至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所以， 对之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是十分必要的。 从社会文化体制的角度看，也只有在不断的批 判与反思的推动下，社会文化体制才能一步步 发展完善。《隋书·隐逸传》总结历代明君尊崇隐 士的理由认为： 以其（隐士）道虽未弘，志不可夺，纵无 舟楫之功，终有贤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 志，息贪竞之风。与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 共日。所谓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也。 隐居看似无用，却因为这一行为具有高贵的道 德价值，所以包含着巨大的社会意义。隐居虽 然是个人解脱之道，但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 会性行为。所以，一个理性的社会一般都会尊 重，至少宽容这种行为。 隐居这种故意疏离社会的行为具有某种潜 在的反社会特征。一般情况下，隐士通过回避 社会而间接地反抗社会。在某些时候，隐居的 反社会性质还相当突出，例如，改朝换代之后出 现的遗民式隐居就具有典型的反社会性质。伯 夷、叔齐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事实上就是反 对武王伐纣。在王权时代，站在社会主流立场 的人也会把一般的隐居视为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