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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没有终结——对阿瑟·丹托艺术终结论的反驳 作者：沈语冰 　　2001年初，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剑桥大学哲学系和艺术史系学习晋修，当时初步的打算是撰写一部有关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方面的书。我认为上个世纪西方艺术运动的更替过于频繁，种种新奇现象令人眼花缭乱，而厘清艺术批评的基本线索，无疑也就抓住了理解那100年艺术现象的纲目。当我就这个话题请教哲学系的盖伊斯博士（Dr. Raymond Geuss）时——中国读者知道他的大名，多半是因为由他主编的“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现在已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原版引进——，盖伊斯博士不假思索的向我推荐了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盖伊斯曾任教于美国哥大，对丹托比较了解。但那却是我第一次听到丹托的名字。盖伊斯告诉我，丹托是在世艺术批评家当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然而，确切地说，丹托并不是一个艺术批评家，而是一个艺术哲学家。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艺术批评家直接面对艺术现场，是艺术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艺术哲学家，则对艺术现象进行哲学思考。尽管丹托长期担任《国家》杂志的艺术评论员，但他的声望主要依赖他的一系列艺术哲学著作，而不是作为一个艺术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我们只听说过丹托著名的艺术终结论，却没有听说过丹托发现了哪一位重要的艺术家，或是定义了哪一种艺术运动或风格。恰恰相反，后者恰好是丹托所说的“艺术终结之后”不可能发生的事。因此，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丹托宣布艺术终结之日，正好是他被任命为《国家》首席艺术批评家之时。 　　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撰写了《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阿瑟·丹托的艺术批评观（确切地说应该是艺术哲学观）。我在那里批评性地评述了他的主要论点，但这些批评性意见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回应。目前国内艺术批评界的热点，似乎完全着眼于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近代美术转型，以及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评价这两大议题上，还来不及思考艺术终结论之类的哲学议题与认识、评价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或者干脆认为，这样的议题与中国当代艺术没有什么相关性。 　　为了尽可能在本文中避免重复我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经说过的东西，我想干脆先以最为简约的方式介绍一下我在《20世纪艺术批评》一书中对阿瑟·丹托（我在那里称他为阿瑟·邓托）的批评，然后再在本文中深化这些批评。 　　我在《20世纪艺术批评》中对阿瑟·丹托的批评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我认为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它意味着艺术叙事的终结）是错误的，因为终结的只是某种宏大叙事（例如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叙事），而不是所有叙事。我的反驳意见中有一条是说：阿瑟·丹托如何解释他自己的宏大叙事？因为丹托毫不忌讳地指出，他关于“艺术终结之后”的宏大叙事是继瓦萨里再现模式的宏大叙事与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宏大叙事之后的第三种宏大叙事。如果艺术终结意味着一切叙事的终结，那么如何可能出现一种有关“艺术终结之后”的叙事？ 　　第二、我认为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本源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又得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支持。但是，无论是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终结论，都不能令人信服。我在《20世纪艺术批评》中详尽地回答了它们为什么都不能令人信服，而且我的整部书的基本立意就是批判后现代主义理论。 第三、我认为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的哲学基础是英美分析哲学（而且是前期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因此它可能较精确地描述了西方当代艺术的现象，却给不出关于其原因的解释，也提供不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关键皆因分析哲学长于现象描述和分析，却短于规范论述。换言之，在丹托的全部艺术话语中，缺少一个基本的“应然”维度。 　　以上就是我在《20世纪艺术批评》一书第九章《阿瑟·邓托：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中对丹托所进行的批评的核心观点。现在，既然我没有听到任何回应和不同意见，我只能尝试着深化我对丹托的批评。 　　一、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及其理据 　　首先，我想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解，那就是以为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是说从此以后不再有艺术了，也不再有人从事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了。丹托艺术终结论的基本意思是说关于艺术的全部宏大叙事已经终结了，因此艺术史也终结了，就历史也是一种叙事而言！因此从经验上去否定他的论点就是文不对题。这就是马格利斯对丹托的批评被丹托轻易否定的原因所在。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当然了，我的声明绝对不是说艺术将要被停止创作了！艺术终结之后还是有大量的艺术被创作出来，如果确实是艺术的终结，正如汉斯·贝尔廷的视野去看，在艺术时代以前就创作了大量艺术。所以，从经验上否定我的论点无法根据艺术继续被生产的事实……”（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8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