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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章、全国代表大会 1838—1839年整个冬季，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非但没有松懈，而且正在大踏步前进。宪章运动者的一个计划如果遭到失败，另一计划立即被采纳，以便促使他们的目标早日实现。政府当局通过禁止火炬集会和逮捕工业区一些最负声望的人物等措施，给予这个运动一个严重的打击；尽管如此，宪章运动的各个团体中仍充满了十分活跃的气氛。白天的户外集会和晚间的室内集会经常举行，而发表的演说丝毫也没有减少惯常的劲头。各委员会格外勤奋地开展工作。代表大会的基金和自卫基金这两个委员会各自努力，使最热心的宪章运动者也感到满意。现在人们正盼望着这个大会的召开，因为在扩大议会代表名额尚未实现时，它将为社会上处于政治奴役地位的人们表达他们的感情、思想和意见。2月4日，代表们聚集在首都开会；第一次会议是在鸡距街的不列颠咖啡馆举行的；但两天后，他们迁往舰队街靶子场，那里已布置好一个宽敞的房间，供他们使用。代表们一到伦敦，民主主义者就在白喷泉大厦的大厅设公宴招待。当天的演讲者有奥康纳、弗罗斯特和许多其他领导人物。奥康纳的体质虽然强壮似铁，但由于在鼓动工作中过分操劳，现在显得非常虚弱；他惯有的红润脸色已变成苍白，满面病容，大家都担心他的身体会垮下去；但这位精力旺盛的民主主义提倡者虽然一直没有停止工作，却很快就恢复了他原有的活力。我在这里谈一件有关弗罗斯特先生的事，这并不离题。如前所述，这位先生在运动初期已经同人民群众携手合作，一起向政府提出过要求。结果，约翰·拉塞尔勋爵给他写来了一封信，责备他身为治安官，不应当做出那样的事。弗罗斯特先生给勋爵的复信十分得体，否认勋爵有权干涉他(弗罗斯特)的政见。他这封颇有气魄的复信引来了该大臣一封词藻华丽、满纸牢骚的书信，要弗罗斯特放心，他绝对无意对弗施加任何压力。简单地说吧，约翰勋爵后来却完全自食前言了。在上述宴会上，弗罗斯特先生曾顺便提到了这次通信，他说，如果政府把他的名字从治安官名册上勾销，人民立刻会使他官复原职。该大臣一见到报上刊登的这篇演说词，立即写信询问这位治安官，报上关于他的演说的报道是否正确。在他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弗罗斯特先生立刻被免去了治安官职务。由于各代表发表了雄辩滔滔、生气勃勃的演说，白喷泉大厦的集会显示出十分热烈的气氛。从前面几章谈过的情况看，我们不难想象，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开会之时，它并不是一次十分和衷共济的集体。苏格兰、伦敦和伯明翰的大部分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是属于道义派的。然而，绝大多数代表或多或少地则坚持暴力主义。埃尔郡的代表贝利·克雷格被推为主席，威廉·洛维特担任秘书。在纯属仪式的事项安排停当以后，会议成员中间的分歧迹象随即出现。科贝特一派人士认为这次集会只应当是一次请愿大会，全民请愿书呈递以后，他们的使命就结束了。可是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恰恰相反。道义派和暴力派人士都一致认为，人民群众期望从他们手里得到更多的收获。既然保证已经提出，而且希望也已经唤起，所以倘若请愿书中发出的呼吁遭到拒绝，则除了采取某些最后措施，就别无他法了。因此，科贝特的议案遭到了否决，因为会议认为它与一个公开宣称为了争取人民权利的目标而召集的大会极不相称。这个决定作出以后，科贝特派在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上就不能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了。 正当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力图阻挠代表大会采取任何形式的最后措施时，另一个人数很少的集团则企图以飞快的速度将会议向前推进；后一集团是朱利安·哈尼一派。这些人假装相信(其中有些人确实相信)人民已作好准备，要把他们的权利立即夺到手中。他们谴责会上大多数代表懦弱无能，因为他们不能立即采取主动来掀起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为了给这次大会推动一下，比较热心的民主主义者召开了一次公众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哈尼、赖德和马斯登上台讲演，以毫无保留的言词提到了人民已准备就绪，而代表大会的行动仍逡巡不前；当时通过一项决议，大意说，代表大会如果克尽厥职，则普选权可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期内见诸实施。为了协助他们散布这种观点，极端暴力派创办了一个刊物，题名为《伦敦民主主义者》，由朱利安·哈尼担任主要撰稿人。这个刊物经营得宜，立论令人信服，文章的一般主旨都在于促进革命，撰稿人自称他们相信革命已迫在眉睫了。哈尼曾在史密斯菲尔德参加一次露天群众集会，在讲坛上出现时，模仿法国大革命时期爱国志士的派头，戴着一项象征自由的红帽子。他声称他已准备随时起来战斗，他严厉谴责那些自己无所作为而损害人民事业的人，因为他们给群众的热情泼了冷水，并破坏了群众为解放运动所作的努力。 哈尼和他的支持者们的行动，并没有被代表大会忽视。W.维利埃斯·桑基提出一项动议，指责那些援用法国革命词句、佩戴法国标记从而损害人民事业的代表。哈尼的举动特别受到批判，许多代表对他所采取愚蠢作法表示愤怒；但多数代表反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步骤，于是这项动议略加讨论后即被取消了。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