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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霁翔 站在大众的立场 　　《清明上河图》在故宫武英殿展出的最后一天，晚上8点，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突然出现在殿外的广场上，61岁的他向依然排在长队中的观众承诺，一定等到每个人看完展览，绝不提前闭馆。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单霁翔问。 　　“白天买的水都已经喝完了，能不能给我们烧一些水？”有人试探性地问。 　　当时气温已经开始下降。单霁翔赶紧和几个同事去厨房烧水，沏了2500杯茶送到队伍中。 　　 　　几个小时后，单霁翔回到武英殿外时，等待观展的长队依然缓慢前行。有的观众在队伍里开玩笑地嚷嚷着：“有没有饭啊，都饿了。”单霁翔赶紧说“行！”他让员工准备800盒泡面送来，“管够”。 　　那天夜里，直到最后一位观众离开，武英殿才关上大门，当时已经是次日的凌晨3点45分，“我想，这在中国，在我们各个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时隔一个多月，单霁翔向《人物》记者回忆起当天晚上的情景时这样说。 　　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为了这个特别的时刻，故宫历时两年筹备“石渠宝笈特展”，《伯远帖》、《兰亭序》、《洛神赋图》等283件珍贵书画藏品首次集中展出，《清明上河图》更是近10年来首次展开全卷。每天清晨，人们一进宫门，就一路小跑到武英殿外排队，最长时要等10个小时。媒体将这个现象称为“故宫跑”，已经很久没有一个艺术展能够制造这样的影响了，“石渠宝笈特展”两个展期共接待观众约17万人次，是今年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 　　拥有着近600年历史的故宫，面对着全世界最为复杂的博物馆观众群体。10年之间，故宫的观众从700万增加到1500万，“世界没有一个博物馆每年要接待1000万以上观众。”单霁翔说。故宫的观众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阶层，单霁翔经常看到，一些从边远地区来的劳动群众，自己带着水，带着干粮，“他也要来故宫，他也要来看，他认为这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面对特殊国情，单霁翔选择站在“观众”这边。他服务的“观众”不仅仅是中产阶层，还包括环卫工人、公交司乘人员这些看上去与艺术没什么关系的群体，他们甚至获得了在淡季免费开放日参观的许可。“我不是摆老资格，我当过两年农民，10年工人，农民想什么，工人想什么，我相对来说知道一些。”他笑着说。 　　这位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向公众承诺，绝不会通过提高门票价格来限流，“我们提高票价，颐和园、天坛都会跟着涨，这就成了文化事件了，甚至有可能影响全国的旅游景点。”在他看来，故宫不属于某个阶层，而属于所有公众。 　　这样的立场也给单霁翔带来了麻烦。刚上任的那个冬季，环卫工人曾从故宫外的护城河里捞出1万多根吃过的玉米芯。在故宫里，他弯着腰捡垃圾至少上千次，“非常锻炼身体”。2008年，故宫博物院公布限流措施，每天限售8万张门票，可在黄金周第二天宫门就“失守”了。“到了8万人的时候，后面队还排着呢。中午人最多，上千个旅游团的小旗子。我们关了卖票窗口，观众就拍玻璃、几百个人喊。怕出事，最后限流失败了。”单霁翔说。那一天，故宫观众人数超过12万，午门的三扇大门全部打开缓解客流。后来，故宫博物院决定选择“更智慧的做法”，对旅游团队采取预约制，对御花园这种狭窄区域实行分流限流，不断采取措施鼓励网上预约购票，加大网上购票比例，3年后才终于有了一些成效。 　　 　　故宫博物院院长是副部级职位，但对外，单霁翔总说自己就是给故宫“看门”的。每天早上不到8点，单霁翔就出现在紫禁城里。他是少有的走遍了故宫近一万间房舍的人，光鞋就走坏20多双。 　　采访这天，《人物》记者带来一张1997年的老报纸，上面有一篇关于单霁翔的采访。那时他43岁，是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负责故宫周边的筒子河整治工程，“要把壮美的紫禁城交给下一个世纪”，他立下了这样的目标，那时他未曾想过日后会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18年后，看到这张当年的报纸，单霁翔喃喃自语：“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向记者解释，当时治理筒子河，附近的住户和单位搬迁，但是围房没有保护下来，有关部门一夜之间就把树种上了。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当时就说，故宫外面绝对不能种树，会有危险。结果2011年故宫发生失窃事件，小偷就是借助这排树逃跑的。单霁翔至今都很懊悔，所以他希望恢复围房，把树移走，弥补自己当年的失误。 　　2012年，单霁翔来到故宫工作时，这座古老的紫禁城刚刚经历了备受争议的事件。他迅速在紫禁城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59栋办公彩钢房、1980年代以来添建的现代建筑，都要逐步拆掉;14年没有更新的安防系统进行完全更新;他向公众承诺，故宫的开放面积将不断扩大，并在每个区域增设展览，让故宫真正成为故宫博物院，而不仅仅是旅游景点。“故宫应该是有尊严的故宫。”他反复强调这句话。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政协委员的他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