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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制造强国转型，提升全球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论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亟待转型的制造业大国来说，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变化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速度换挡，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群众；三是动力转换，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常态符合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的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正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新常态是工业化进程向后期阶段推进的直接体现，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 　　经济新常态，核心是实现动力转换。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关键在于新旧动力能否顺利实现平稳接续。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等支撑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新的条件下，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约束条件不同以往，这些都意味着原来的增长动力必须调整，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 　　从全球背景看，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与投资环境的深刻改变，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越南等，也利用其相对更低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其工业化进程。 　　此外，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分工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可以这样说，推动制造业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升级，对于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升级中蕴含巨大发展新机遇 　　作为当今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一些制造业部门目前出现了一种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不足的现象。 　　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数量红利递减、生产要素成本提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等低端制造业增长乏力，并导致了中国工业整体增速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产业变革，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积累的一些风险和矛盾也逐渐暴露。比如多数制造业部门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而化解产能过剩亟待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这些不可避免会引发一些企业倒闭、员工转岗甚至失业。 　　当然，尽管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但增长质量效益提升的空间仍然巨大。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结构看，制造业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品制造业高于其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于其他服务业，可贸易部门高于不可贸易部门。由于部门间的效率差距大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具有相对更大的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空间。 　　可以这样说，我国制造业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只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只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提升全球竞争力，“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 　　问题与挑战背后不可忽视的优势 　　目前，中国虽然已是制造业大国，但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基础制造水平落后、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依然突出。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业最突出的问题是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成品不少都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价格低的“三低”产品，在国际经济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从产品竞争力看，国内市场急需的部分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则长期依赖进口。作为研究开发主体的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集团，科研开发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用于制造业研发的投入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们虽然有华为、联想、中兴等创新投入很大和创新能力很强的企业，但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不足，仅占销售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