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政经监察.docVIP

大数据时代的政经监察 传统行政监察的弊端 　　按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监察局应该有对所有政府组成部门的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监察的职责。但从多年来的实践来看，监察局的履职主要体现在事后惩戒上，即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问责和政纪处分，而行政过程中的监察很少实施，即使有少量的集中行动和个案检查调查行为，普遍存在行政高成本低效益问题。实事求是地讲，行政监察职能是缺位的。问题产生的原因： 　　（1）历史的或人文的局限。自秦朝以来，县级政府是最稳定的行政单元和直接面对行政对象的行政终端。县级行政中心历来是城乡结合部，县城与州府所在地的大中城市相比，最主要的特征是基于相对固定的农耕社会，人口流动性很差的熟人社会和亲缘、血缘社会，这种形态的社会，天然地不利于行政监察。就目前情况而言，科局级以下行政官员和一般公务人员几乎全是原著居民，监察和被监察者均为熟人甚至有更深层次的亲缘关系和利害关系，这就从人性的基础上决定了县一级行政监察的高难度。 　　（2）现行制度的羁绊。中华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一切法律规章皆出自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体制对地方政府的管理也是有史以来最严密、最有效的一个时代，其主要管理方式则是各部委制定法律规章并一杆子插到底。 　　（3）监察力量的弱小。当前的行政监察体制是监察局与纪委合署办公。这一体制省以上监察体系当有一定的独立性，到县一级监察局则只是一个名义，其职能存在形式仅仅体现在对监察对象的行政处分，因而一个县级监察局的行政监察人员不过几个人而已。仅从人力上就很难承担起对几十个政府行政部门的监察职责。 　　（4）外行监察内行。凡是强势的执法部门都有较强的专业性，而监察局工作人员往往只能掌握行政监察的条例。通过多年实践观察，在工程招投标、工程质量验收等专业领域，即使监察、审计等部门全程现场监督，也只能从工作流程上进行监督，理论上说，这些部门完全可以在监察部门的眼皮底下进行违规操作，监察部门反倒成为其违法违纪行为的哨兵和背书人。 　　（5）监察手段落后。强势的垂直管理部门早已实现网上办公，但行政监察手段却一直停留在最原始的状态，停留在根据举报线索的偶然查处，面对这些部门的行政过程总体状态没有收集掌握任何数据资源。 行政监察革命的时代必然性和技术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往往落后和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呼唤一次革命。历史的实践一再证明，人们的思想观念、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永远是落后于科学和技术，正如微信这一通信技术最先追捧和使用者是年轻大学生、小商人，然后是企业和社会组织，而政府则是最后的使用者，其滞后期在三年以上。古今中外，在制度创新和行政方式的革命方面，政府永远体现出最大的保守和路径依赖。 　　人类创造历史必须在既定的条件下进行，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和诞生必将深刻影响政府的行政行为，也必然深刻影响行政监察方式的革命，这是从技术的视角分析。在制度和政策方面也是水到渠成，2015年9月5日，国务院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此前财政部也出台了政府可以向社会第三方机构购买服务的政策，这就为行政监察方式的革命提供了足够的制度资源。如前文所述，县级政权作为最稳定的行政单元和直接面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终端，这一革命必然发端于基层的创新实践，而不是坐等中央的顶层设计。 　　综上所述，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进行行政监察，无论从理论、政策和技术层面都提供了足够的条件，当务之急是基层的工作机制、工作流程、组织方式再造和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贵阳市已在全国首开先河，明确提出“数据铁笼”的概念。先后制定印发了《贵阳市全面推进“数据铁笼”工程建设的指导意见》、《贵阳市2016年全面推进“数据铁笼”工程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等通知，对全市各机关单位进行了思想上的统一，进行了远景规划，现已初具规模，目标是把权力关进数据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现权力监督和制约的规范化、科技化，推动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全面落实。通过用“数据说话、数据分析、数据管理、数据决策”的方式科学确定权力运行流程，减少和消除权力寻租空间，切实解决权力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但贵阳市尚处在初始阶段，在县级尚未有成功的案例，而县级的实践是最具标本价值的。 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和保障机制 　　（1）搭建大数据监察平台。政府各职能部门所拥有的数据，除上报上级和部分结果公开外，大部分沉淀在各部门自己手中，已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一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对各部门的监督形式是巡视巡查、各类专项检查和用举报线索实施的纪律审查等，没有向纪检监察机关报送数据的制度和惯例。这是因为过去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行为源于被动和应激形式的，这种工作方式没有掌握行政数据的动力。但运用大数据实施行政监察首先要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