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被误读的“比较成本说”.docVIP

容易被误读的“比较成本说” 　　一直以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都有着广泛影响，它的含义是：每个国家应该根据国内各种商品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专门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出口，而对于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的商品，即使生产该商品的成本绝对地低于其他国家，也仍以从国外进口较为有利。该学说证明，即使在各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一个国家都占有绝对优势，而另一国家都处于绝对劣势，仍然存在着有利于双方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可能性。只要两国各自生产在比较成本上相对有利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互相交换，彼此都能节省劳动，得到好处。 　　“比较成本说”具有鲜明的古典经济学“客观价值论”的特征，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价值理论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经常导致这一学说被误读，甚至产生误导性的后果。在19世纪末的“边际革命”之后兴起的“主观主义”思想为重新认识这一学说提供了可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米塞斯的“行动学”，本文试图在“行动人”背景下对该学说进行深入剖析。 “比较成本说”中的经济计算问题 　　首先，要区分“（货币体现的）价格”与“价值”，价值是主观的，无法度量，货币的出现使商品有了价格，使个体进行计算有了可能，但“（货币体现的）价格”并不等于“价值”本身，也就是说，商品的货币价格并不代表个体为此所放弃的最大效用，即成本。某一商品的货币价格只是为个体提供了计算的材料，并不代表个体对该商品的价值评价。因此，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个体评价意义上的价值，因为该理论是以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为论证基础的，把价值等同于生产某类商品所消耗掉的劳动。 　　其次，要区分“价值”与“成本”，价格并不代表成本，因为成本总是某个个体的，准确地说，是某个个体放弃的选择。因此，李嘉图的问题在于他用“成本”去说明“价值”，甚至把“成本”等同于“价值”，这样，就混淆了“成本”概念。可见，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法中使用的成本概念，并不是现代经济学“机会成本”意义上的“成本”。 　　“比较成本说”中的“比较成本”与个体是“无涉的”，其原因在于，个体并不是根据经济学所确定的“比较成本”来行动的。个体并不知道他与他人之间的“比较成本”，也根本不会去考虑“比较成本”，个体所知道的，只是市场价格等信息，他根据这些信息计算自己能否获得利润，也就是说，个体是否去行动，取决于他自己的利润计算和私人理性，如他认为能够获得利润，他就行动，反之，则不行动。 　　然而，李嘉图却直接把“比较成本”与“比较利益”画上等号，但实际上，“比较成本”并不代表“比较利益”，如个体不行动，仅仅只有比较成本优势，那是无法产生比较利益的。可见，个体是否愿意行动的问题，先于“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的问题，个体通过其行动，获得了“利益”，才意味着“比较利益”的实现，也就是说，“比较利益”是个体行动之后才产生、后又被经济学家发现的“结果”，而李嘉图却直接从“比较成本”跨到“比较利益”，忽视了个体的“行动”这一中间环节。 　　一般而言，个体的行动牵涉两个步骤：一是了解市场价格，二是利润的计算。坚持李嘉图“比较优势论”的经济学家（下称“经济学家”），他们的计算与个体的计算显然是不同的，他们虽然也会了解市场价格，但那却不是进入到利润计算环节的，因此，与真实的市场行为无关。 　　一方面，他们无法替个体进行利润计算，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个体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从而代替个体的计算；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比较成本的计算”也不同于市场中行动人的计算，因为他们的这一计算是不涉及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成本与收益的，他们只是比较了一下“成本”，而此“成本”是不进入到行动人的利润计算环节的。实际上，他们的判断只能依据“市场价格”，而这一“价格”与主观意义上的“成本”完全就是两回事，这意味着“比较成本论”中的计算只是“统计”意义上的，而不是真实的“经济计算”。 　　此外，“经济学家”的计算与“个体”的计算还有一处不同，那就是经济学家在说明比较优势时，所做的是横向的比较，比如，比较两个国家或两个个体的生产成本，而个体在决定是否行动时，是不会刻意比较自己的工资与他人的工资，自己的效率与他人的效率的，他们只是依据市场价格，判断自己的（主观）成本和利润。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静态”与“动态”的区别，经济学家的计算是静态的，因为他依据的是既有的成本，而个体的计算是动态的，他们会考虑市场未来的变化。因此，即便没有经济学家眼中的比较成本优势，但在某些个体眼中，可能也会认为存在利润机会。为此，他会“行动”，从而产生类似的比较利益。这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比较利益”与“比较成本”关系并不大，个体根据市场价格，选择做他认为对他有利的事，在分工合作中，也就自发地实现了比较利益。可以说，实现比较利益的关键在于市场。 　　再有，被误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