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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业升级，现在最需要补的课 　　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历史关口，经济学界的争论却被窄化为产业政策的争论，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实际上陷入“要政密，还是要市场”的老命题，这既脱离真实世界，也不利于政策的选择。对于产业升级，现在最需要补的课是真实世界的行为主体到底在想什么？ 　　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已被提到高而又高的地位，关乎中国能否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社会，也是提升中国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但是，真正的产业升级并不是提一个口号、发一个文件就能够实现的。具体到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个区域如何升级，更非轻而易举之事。 　　对于产业升级，现在最需要补的课是真实世界的行为主体到底在想些什么。 　　广东省当年提出“腾笼换鸟”时，地方官员和企业一片质疑之声，担心“笼子”腾出来了，已有的“鸟”飞了，新的“鸟”又没有进来。一些企业主更直言：不升或许能撑一阵，贸然升可能就当烈士了。 　　有人提出，产业升级就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但如何转呢？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在到达彼岸的路上，更有意义的细节是，现有的企业中，哪些死掉了，哪些转走了，哪些在升级中变得更有竞争力了。在解决方案上，有人提出，未来升级的方向就是提高先进制造业的比重。但是，何为“先进”？如何识别和衡量？谁说了算？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经过细究就人为进行产业高低、先进落后的区分，任性地制定差别性产业政策，将可能加剧产业发展的不公平和补贴中的分肥。 　　在这一轮的产业升级中，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现象是，无论是东部还是中部、甚至西部地区的官员，尽管各地禀赋特征和发展阶段差异很大，但在谋划未来产业选择时却非常趋同，如都要上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汽车、大健康、大数据等等。细究他们发展这些产业的条件时，听到的大多是“必须”“重要”“趋势”之类的含糊其辞。 　　产业升级的测度方法政府切忌“一刀切”，替代市场和企业进行产业替代选择，从而造成“产业空心化”和产业链条断裂的后果 　　研究产业升级时，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如何测度。 　　最常用的产业结构方法，就是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产业比重，如三次产业比重，或轻重工业比重，细些的是算到各行业比重，再通过经验数据和比较做出产业占比高低的优劣评判，给出哪个产业该降、哪个产业该升的政策建议。 　　但这一方法无法解释一个产业怎样转型到另一个产业，简单的三次产业比重也难以真实反映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优劣。 　　另一种流行的测度是所谓价值链方法，它将产品的整条价值链拆解为诸多环节，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看产品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以及一个经济体在整个价值链中由低端到中高端的位势及其变化。 　　但是，这种方法对价值链不同段的区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一个产品在每个环节到底增值了多少也主要靠“猜”。这一方法的测度效果取决于产品链条各段分割的难易程度，比如它在服装、电子装配等行业比较好用，但是对钢铁、化工、大宗农产品等就不好用，因而不大被采用。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豪斯曼（R.Hausmann）等近年来尝试用产品空间来解释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试图利用一个经济体的产品出口数据来计算其产品空间，反映其经济复杂度。这一方法也可以用来测度一个经济体的产品和产业升级。 　　这一方法的核心观点是，知识积累是决定产品分布、经济复杂性以及产品升级的重要因素。由于知识的分布不均匀，知识和技能越密集，隐性知识越多，所生产的产品越处于产品空间的中心区域，其经济的复杂性便越高。高收入经济体由于拥有大量能够生产更多复杂产品的知识，其所出口的产品主要位于产品空间的中心地带，经济复杂性高；低收入经济体由于知识贫瘠，隐性知识难以转移，经济复杂性低，其出口产品位于产品空间的边缘，也越难以实现知识拓展和产品升级；中等收入经济体则介于两者之间。 　　利用产品空间和经济复杂性方法观察产业升级，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表现为该经济体比较优势产品由边缘稀疏的空间向中间稠密的空间转移。产品空间越稠密，意即产品越丰富，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其经济也越复杂。产业升级就是在不断增加所生产产品的多样性基础上，提升其生产更高复杂度产品能力的进程。 　　第二，一个经济体的产品空间结构和产业升级路径是其技术、资本、制度、技能、基础设施等的函数。由于每个经济体的上述禀赋不一，其在生产新产品时对某些产品会比其他产品更容易适应。由于产品复杂度提高的过程，也是其技术、资本、制度、技能、基础设施等相适应和积累的过程，因此，在产品空间中，两种产品越相似，共享的知识就越多。越相似的产品就离得越近，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就越容易发生。 　　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路径主要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