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国际私法法典化.docx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国际私法法典化彼得·曼科沃斯基博士 汉堡大学教授引言德国的国际私法(PIL)法典化可以回溯至1896年。然而直至目前，它仍不是完整和全面的法典化，法典化及其过程是以一种按部就班或者说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人们忽略了《法律适用条例》(RAG)，那么在德国就不曾有过全面法典化的尝试。《法律适用条例》(RAG)由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于1979年开始施行，而于1990年10月30日和整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一起不复存在了。 《法律适用条例》(RAG)并没有在今天仍旧生效的德国法律中留下任何可供辨识的痕迹，它已经成为纯粹的历史遗迹了。因此，在下文中它将被忽略而不被审查。（这可能会被指责为坚持“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格言。）德国目前的国际私法法规总的来说可以在《德国民法施行法》(EGBGB)中找到。该法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896年，当时大量的初始单边冲突规范被引入国际私法总则、国际司法协助以及有关继承的国际私法等领域。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规则的引入只是对1986年9月1日德国实施《罗马公约》的一个回应。在同一天和同一部法律中,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打破了先前的规则之后，国际家庭法的一个主要变革生效了。而且，这个法典也对继承方面的国际私法做了规定。最后，德国的立法者抓住机会实施了与《海牙公约》关于扶养和遗嘱的形式的规定相类似的法律。不过《海牙公约》的规定也可以在德国直接被适用（相当于《罗马公约》）。1998年，德国的国际私法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变革。当时，关于非合同义务和知识产权问题的国际私法规则被首次进行了全面的编纂。德国从来没有一部法典被直接称为国际私法法典或类似的称谓。《德国民法施行法》不仅汇集了大多数的德国国际私法法典化内容，而且涵盖了许多其他事项，特别地，还包括了时际规则。从最广义上讲，在《德国民法施行法》（EGBGB）里面，从第3条到底47条都是关于国际私法的规定。加上一些相关的条款，有关国际私法的规定总数可达50条之多。大多数的条款都是关于单一问题的条款。主要的问题都是用封闭性条款以集中的方式处理的，而这些封闭性条款并没有贯穿法典化的整个过程。随着在国际私法方面直接适用欧盟法时代的到来，在德国，反法典化这个相反的过程在国家层面上展开。共同体的法律不允许其成员国拥有平行的法律。这清楚而明确地标志着制定一部法典并在这部法典中统一规定相关规则的开端。因此，除了这两个规则的必要性配套规则和弥补这两个规则适用范围之外的法律空白的必要规则之外，《罗马规则I》和《罗马规则II》迫使德国撤销了关于合同义务的国际私法规则并缩小了关于非合同义务规则的适用范围。在那些曾经进行过国家编纂的地方，仅有相当少数的规则能保留下来，先前法典中的整个章节都消失或被清除了。因此，德国现在的国际私法规定可以总结如下：除了那些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外，关于家庭、继承、知识产权以及国际私法一般问题的国际私法规则仍然是国家法典化的客体。包含更多处理离婚、与婚姻有关的财产或者继承问题的欧洲国际私法规则的《罗马规则III》和《罗马规则IV》尚未到来。关于债务的国际私法规则由《罗马规则I》和《罗马规则II》规定。关于公司的国际私法规则尚未被编纂。潜在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在各个领域，最主要是在各自领域进行法典化的初次尝试的不同时代，这种影响都是不同的：关于家庭问题的国际私法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有1896年最初编纂的规则的影子，但是却不得不改变其宪法价值。如果不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严格引入以及《关于遗嘱形式的海牙公约》的批准，关于继承的国际私法规则从1896年开始基本上毫发无损。国际私法的一般规定都能在1896年的法典中找到它的渊源。在这个意义上，先前的判例法中的坚实基础在1986年被以立法的形式引入。任何外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化对于德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化哪怕在某一方面都没有显著的影响，更不用说决定性或者支配性的影响了。在德国国际私法法典的任一部分的渊源中都无法找到主要的比较研究的痕迹。德国总是很自满，而官方机构的准备立法也一定程度上增加德国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的财富。或许有组织的咨询过程为此提供了主要的解释。在这个咨询过程中，德国国际私法立法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被选定的杰出国际私法学者组成，应德国联邦司法部的要求提前为即将开始的立法提交合理的建议或者报告。在德国，立法者和（国内的）国际私法学术界之间始终存在着持续的对话。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在追求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合理平衡的过程中，德国的国际私法更多的倾向于法律的确定性。因为其大多数的规则都由不提供法官自由裁量权而是强调确定的连结因素的规则构成。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一个基本规则从一开始就指向密切或最密切联系。特别是，目前的德国国际家庭法通常坚持国籍原则，这一原则因此也体现在特定的规则里，尤其是《德国民法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