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银行生活记事（1937～1941）（之三）.docVIP

战时银行生活记事（1937～1941）（之三） 　　还乡 　　古诗有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时的家书尚且如此珍贵，能够暂时躲避战火袭扰，回到自己尚算太平的家乡探亲访友，当然更是难得的一件事情。 　　然而，回家的路途却不见得总是那么顺利。哪怕是“出关”与“进关”，都极不容易。 　　兴业银行职员章树勋离开上海新港时，乘坐的是新太古丸号轮船。出港前要先乘坐划子（渡船），到达港口接受检查。他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如下记述： 　　“客家，把帽子脱下呀！轮船票举起来！”舟子用劲向船里喊着，一面哈着腰赶着岸上的“武士”叫“先生”，那“先生”有气无力地一挥手，显得有些颓唐。旅客们小心鱼贯地走上陆去，一面依旧高高地举着新太古丸的船票，表示在“经济提携”的原则下不敢趁（乘）别的船。两个“警察”――照露在帽外的长发和半缠的小脚，以及“袅然”的姿态推测，我断定这是一种“女警”――走下船去像搜索什样特别臭味的来源似的，打开了每一个包裹和箱笈，那“先生”则凸着肚子随下船去，在旁监视着，偶而（尔）检（拣）起一两件东西看一看，或隔着口罩嗅一嗅，然后满不在乎似地随手一扔，任它落在原处、舱里、河心、“女警”的颈项，或自己的衣袋里。“客家们，把衣服解开着”，舟子站在船尾扶着篙子，像司仪似地又喊了起来。岸上的人迅速地落下了举酸了的手臂，敞着衣让亲善使者逐一施行祝福的按摩，然后紧张地走到船里整理东西。船扯着满帆向港口飘去。 　　徐寿民是浙江绍兴人。从1925年在浙江兴业银行天津支行做练习生开始，到后来在该行北平支行工作，一直远离自己的家乡。1939年5月，他奉调至上海总行工作，总算离家乡近了很多，他很有些回家的感觉。时值天津封锁租界，他于6月22日搭车，赴塘沽候船，在上车的时候，因有人照料，并没有尝到排队检查的滋味。在车站上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标明地名的木牌，原来是用英文的，现已改了日文；此外，小贩所卖的，都是日本地道货，口中所喊的，都是用的日语，如“新闻”“便当”，不绝于耳；收音机中广播员所发开车及到达各站时刻的报告，也是先用日语，后用国语。“在听到了这种报告以后，就与那特殊化的故城告别了。”他后来回忆道：“在车上，座客大半是日人，在我对面和旁座都是日兵。当我去厕所的一刻，旁座的日兵已倒卧在椅上，无法再坐，幸那查票的列车长叫了我去，把他的座位让给了我，并告诉我：‘在这个年头，真没有办法啊！’”到塘沽因有熟人，直到次日上船，徐寿民并没有遇到检查。在开船前两个钟头，船上买办说，有两个旅客已被宪兵队带了去，后来经人说项，不久便放了回来，据说因为那两位是学生模样，形迹可疑，所以要带去盘问一下。 　　在天津分行经理陈伯琴的印象中，天津租界内外确实有着天壤之别。天津一地，从法租界到中国地的电车，仍然照常通行，可是一到法租界边上，乘车的客人都得走下车，空电车先开过去，等在前面。乘客好象做体操似的，排成一条直线，检查的人很像体操教员，站在前头，喊道“脱帽”，大家一起很迅速地把帽子去掉，又喊道“解怀”，大家再把里里外外衣裳上的纽扣统统解开，肃静无声的，等检查的人挨着次序，一个一个查过去。检查的人，不过一两个，查得非常慢，再加上处处有意挑剔，排在后面的人总要等上许多时候。在天气寒冷、风雪交加，或者烈日当空、汗流浃背的时候，被查的人真是受了大罪，甚至许多人因此生病。在刚出租界的马路当中，到处都盖有一所小小的木头房子，这是专备检查女眷用的；“虽然仍旧是由男检查员检查，不过能够不叫女眷在马路上当着许多人袒胸露臂，任人摸索，已经是很知道维持中国的旧礼教观念了。”检查完毕，乘客再赶到前面，坐上原来的电车，这才算过了这一关。自1939年6月14日起，英法租界又完全被封锁了，来往的行人，更要受到特别严厉的检查，以及更加迟缓的手续；不但要除帽解怀，还得脱袜去裤，备受凌辱。 　　1938年1月4日，在浦东探亲后，该行职员乔永清辞别家人，迳赴车站乘正午班车返申。“于一时许抵金家桥，仍沿铁道步行至庆宁寺，予因欲一睹‘大道市政府’之真面目，乃沿浦东大道南行，路上行人络绎，车马盈盈，毫无寂寞之感，惟沿途多断垣残壁，炮火余烬，景况凄凉耳。”乔永清中途所经各渡口，如洋泾、西渡、其昌栈等，在昔均为繁盛市集，今则市面清淡，无复旧观矣。将近东昌路时，于道路之交叉点及转弯处，均有日军驻守，唯不干涉行人；至东昌路则渡者摩肩接踵，其情况不亚战前南市之大码头也。见所谓“大道市政府”者，设于一类似宫殿式之洋房内，门口有两柱，继以红白布条，有联曰“大公无私，道德长存”，四周多警士往来，“沿街惟（唯）见标语、日旗、太极图旗及安民布告而已”。至渡口，检查行人之关口重重，“予因西渡，故可直达江边，无搜查之烦，惟（唯）此处仅许空身者通过，不准携带一物，故凡携物来沪者，均绕道高桥或高庙等地”。既达码头，由警士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