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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语言学与翻译学 翻译是信息传递的方式之一。它既是一门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on），也是一门艺术（art of translation）。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按照著名的英国文艺批评家理查兹（I．A．Richards）的说法，“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种活动”。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学家奈达博士（Eugene A．Nida）在其新著《语言·文化与翻译》（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on）中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是一项复杂而又迷人的任务。” ; 夏衍先生在其《论翻译之难》中说：“一国的语言有很多特色，倘译为别国语言，是很难曲尽其妙的。放开语气声调等项不说，就是名词一项，也有许多字不能完全译出。……将love译作‘恋爱’，中间已经有了相当的间隔，sports与‘游戏’的距离更远。”翻译之难，世人皆有所共识。然而，翻译的标准是什么，却是仁者见??，智者见智。; 早在公元1894年，马建忠就说：“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孽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析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为止，而曾无毫发出入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适可斋记言》）。 . ; 后来，《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的译者，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的翻译标准。这一标准的提出引起了翻译界的不同争议。许多学人各抒己见，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远到鲁迅先生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 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三原则，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近到钱钟书先生提出以“化”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许渊冲教授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三化”（等化、浅化、深化）原则，以及刘重德教授的“信、达、切”。这些翻译标准之间的差异，实质上就在于翻译时重点保的是什么，准备放弃的是什么，如果用模糊理论来解释，这些翻译标准实际上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譬如，什么译文才能称得上“雅”、“美”？恐怕谁也讲不清楚。; 自然语言的种类数以千计（估计有六千多种），然而人们却能克服语言之间的障碍进行有效的交际，这说明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正是因为这种共性才使得翻译成为可能。但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并不是绝对的等值或等效翻译(equivalent translation),而是一个近似的、模糊的等值翻译，因为自然语言在语音、语法、语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翻译等值论的倡导者Nida曾经说过：“In any translation there will be a type of ‘loss’of semantic content, but the process should be designed as to keep this to a minimum．” 著名语言学家Jakobson在论翻译时也有一句至理名言：“差异之中的对等，这是语言的根本问题，也是语言学的关键课题。” 果戈里在谈翻译也说：“谈到翻译，我对你说这样一句话：有时候需要远离原文的字句。故意离开它，为的是更接近原意。” . ; 前苏联著名诗人马尔夏克也指出：“逐词逐句地译词是不行的。……逐字‘准确’翻译的结果并不准确。” 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谈翻译时也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朱光潜先生在谈严复的翻译标准时也指出：“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易做到。” ; 金堤先生在其《等效翻译探索》的序言中说道：“如果我们不要求绝对化的等同，也不孤立看效果，而是把‘等效’理解为‘在可能范围内最接近原著的效果’，那么显然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目标和方针。”很显然，上述各家都或多或少地承认了等值或等效翻译的模糊性。; 等值或等效翻译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概念。假如我们把原文的译文看成是一个模糊集合，那么，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文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