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的研究.doc

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的研究 　　摘要：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已开始显现，鉴于此我国亟需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型。本文基于研发驱动理论，构建了包含研发投入的SBM模型，测算了我国区域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增长率，并借助Tobit模型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东部地区传统要素和创新要素的利用效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三大地区传统要素的无效率来源有差异，东部地区主要来源于资本，中部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西部主要来源于能源；②中部地区全要素增长率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效率改善对中、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③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关系，对外开放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关系。RD来源和RD结构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提高基础研究投入。而中西部地区政府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强化应用研究。 　　关键词：资源环境；经济增长；创新驱动；环境效率；环境全要素 　　中图分类号：F061.3；F062.1；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2-0025-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年均9.5%的GDP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式奇迹”。但我国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困境。据估计，中国环境污染成本已占GDP的8%以上，发达地区环境成本更高达GDP的 10%。再如，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4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报告》和《2014 年全球能源架构绩效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环境绩效在178个国家中排名118位，能源绩效排名从2013年的74位跌落到85位。由此可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引致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问题已日益严重。由于资源和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而且是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刚性约束。由此，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硬约束。从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进入到次高增长阶段的“新常态”[1]。面对粗放型发展模式引发的资源和环境双重压力，我国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等治国方略，并且着力推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转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我国“十二五 ”规划纲要提出，在2010-2015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要实现单位GDP的能耗降低16%，单位GDP的CO2排放降低17%、COD（化学需氧量）和SO2分别减少8%。鉴于我国区域空间发展不均衡，区域要素禀赋结构迥异，区域产业结构差异也较大，由此我国各区域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也具有异质性。因此，如期实现上述目标，依赖于将上述指标科学地分解给各区域，更需要各区域认真贯彻落实。鉴于，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各区域环境效率之间的绝对差异，而且有助于分析各区域环境无效率来源的相对差异，从而有助于提高区域环境效率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与此同时，由于技术创新可通过改变能源、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来改变其使用量和比例，进而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特别是当技术进步偏向于在增长中更少使用能源时，技术进步就既能实现减排，又能促进经济增长[2]。因此，本文基于研发驱动理论，构建了包含研发投入的SBM模型，测算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探寻了三大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区域差异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加速我国的绿色创新发展。 　　1文献综述 　　环境效率指单位环境负荷下某一地区或企业产生的经济价值大小（WBCSD，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是将环境作为一种资源投入，力求环境资源的最小使用和最大产出[3]。基于此，张子龙[4]等学者构建了工业环境效率评价模型，并对我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进行了研究。然而现有学者测算的环境效率仅反映了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并没有考虑资源代价。而经济增长过程中，除了消耗环境资源外，还会消耗劳动、资本和能源等生产性资源。鉴于此，部分学者构建了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将生产资源、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增长纳入同一个测度体系评价经济增长绩效。例如，Fare and Lovell[5]和 Fare and Pasurka[6]采用径向的双曲线型模型测算了环境效率指标。近年来，我国也有学者运用SBM模型测算各省份的环境效率以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7-8]，认为能源使用和污染排放是我国环境无效率的主要原因。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