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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生花：白杨在1946―1949 　　抗战胜利后，上海影坛斗转星移。有人遗恨，黯然退场；有人欢欣，满怀希望昂然登台。一时间“大小明星，以及幕后英雄，纷纷到达上海”[1]，其中最成为一时谈资的恐怕要算白杨了。当时有刊物载：“从大后方――重庆回来上海的一班电影女明星当中，无疑的白杨是要算其中的最最幸运者，尤其是当去年她在主演了《圣城记》与《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白杨这个名字在一般影迷的脑海里，真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2]及至《一江春水》上映，有人说：“她那闪耀的星光几乎照遍了整个中国”[3]；“演技最佳的演员”的桂冠也随着素芬的深入人心翩然落在白杨头上。[4]①然而，重返银幕、佳作纷呈可能只是白杨引发热议的原因之一。此时的白杨毕竟不是新人初露头角――早在1937年《十字街头》中粉墨登场时，她已着实给了上海观众一个惊喜，凡是看过者，“几乎没有一个不为她丰富的魅力所眩惑”。[5]而今，人们似乎更为一个“彻头彻尾转变”的、“好像换了一个人”的白杨而着迷――不仅在影片中也在生活里。用她自己在《乘龙快婿》中的一句台词来说：“一切都和八年前不一样了吧”。“不一样”的白杨究竟是什么样呢？[6] 　　一、 银幕转型 　　那需要先了解8年前白杨开始银幕生涯的基本情况。1936年，白杨初进明星公司却待遇不菲：“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比章曼萍多上一半，并且由公司供给膳宿，每部片拍完还有酬劳金二百元。”[7]远远高于普通新人30元到60元的薪水标准；而且很快获得主演《十字街头》的机会。其中缘由与其说是此前白杨已在剧坛小有声名，不如说是做胡蝶的替补角色更恰切。胡蝶于1935年底结婚后萌生退隐之意，明星公司于是发掘并重点培养“新人”白杨以补台柱女演员的空缺。下面有两条文字或许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其一是《青青电影》对白杨的介绍： 　　明星公司因须要一洋化的肉感明星，故邀白杨入，合同上有一条“拍戏时的服装须坦胸露肩时，不得拒绝，以保守其美感。”[8] 　　其二是《电影周刊》对白杨在《十字街头》演出后的评价： 　　白杨自加入明星在《十字街头》中演出后，在影界的声誉和地位便日渐高涨起来，而明星当局对她亦极倚重，由把她当作胡蝶的后继者的企图可从最近明星加给白杨月薪从一百元变为三百元这数目来看，可见她今日在明星的地位了。[9] 　　由此，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十字街头》中白杨饰演的女工杨芝瑛学生气十足，却有一场经典的“茶花女”恋爱梦：梦境中，娇憨的杨芝瑛（白杨）短发曲卷，玄色长裙低胸露肩，随秋千荡漾而摇曳生姿。“洋化”有之，“肉感”亦有之。如果《十字街头》还只是借助梦境尝试塑造白杨的肉感明星形象，那么此后她接连饰演的几个形象则通过不同程度的“洋化”或“肉感”，让白杨随着这种类型角色深入彼时观众之心。《社会之花》中，白杨饰演银行职员的女儿明珠，她“把从小娇生惯养，遇事心慌失措，一心追求安逸生活的小姐气质演得十分逼真”。《四千金》里，白杨排行老三，即“放荡不羁的三妹”，“她把三妹卖弄风骚，周旋于风月场上的姿态表演得栩栩如生，连走路都一摆一扭，摇曳多姿，别有风韵。”到了《神秘之花》，白杨则“显得雍容华贵，气度不凡”。[10]对照上述几部影片的剧照来看，白杨所饰人物无不衣着光鲜、发式精致、妆容艳丽，或西式斗蓬、长裙，或西式洋帽、泡泡袖外衫，十足的摩登气颇令人想起孤岛时的陈云裳。 　　若非枫林桥（明星厂所在地）在八?一三的炮火严重受损，白杨的星光也许还会如此闪耀在上海影坛。她在上述影片中的形象风行一时，以至于上海影人剧团辗转到达重庆、举行首演时，在座的竟有不少理发师、裁缝师。“他们是奉太太小姐之命，专门来察看白杨的发型、服饰的，以便仿照白杨来修饰主顾们。”[11]也正因如此，抗战后白杨以全然不同于往的形象再次焕发明星魅力时，才会引得万人瞩目吧。 　　《圣城记》中的朱荔是白杨战后在银幕上的首次亮相。这是一位儿女情深、英雄肝胆的华侨女郎，抗战爆发后回国，在美国传教士金神父创办的贫民小学里任教。剧照中的白杨卷发如云、散落肩头，着一袭白色翻领曳地长裙，娴静、清新而不失明丽，浓郁的知识女性气息扑面而来。相较《十字街头》时代，银幕上的白杨已判若两人。不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江玲玉”更让观众大吃一惊。她分明是一代知识女性经历的化身：抗战前是纯真的女大学生，抗战爆发即成为一腔热血的救亡演剧队队员，抗战后重回上海又是一个揭露不平、匡扶正义的女记者。影片字幕干脆称江玲玉称为“文化战士”，其好恶分明、犀利果敢的个性可见一斑，社会身份的巨大变化则更令人瞩目。相应地，影片中的白杨随身份改变而脂粉、肉欲尽去。麻花辫和简洁有形的波浪发交替暗示着她的青春与知性；除去制服军装外，朴素、得体的布旗袍外加一件毛开衫成为她不离左右的行头，平添无限日常生活的简易、温馨甚至艰辛。而这一点，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