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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戏乐舞图》看汉代角抵百戏 　　舞蹈是人类创造的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在人类的情感达到一定程度时，吟诗、唱歌已经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内心，只能辅以无声的肢体语言――舞蹈以及其他的艺术形式。汉代的“角抵百戏”是种包括了音乐、舞蹈、杂技、武术、幻术、滑稽表演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表演，也是汉代外交及宴客时的重要节目。本文拟据文物和古籍文献中的相关资料，探析汉代“角抵百戏”对我国戏曲产生之积极影响和作用。戏曲起源的几种说法 　　关于戏曲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娱神说、娱人说、古乐舞说、傀儡说、外来说、词变说、综合说等等，其中娱人说、古乐舞说和综合说均与角抵百戏相关。 　　娱人说又叫“俳优说”。优是一种特殊的奴隶，种在发达的奴隶社会才会出现的奴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娱人，为了使主人们开心，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他们可以唱歌、跳舞、耍杂技，也可以讲笑话、闹滑稽或者临场“抓哏”。总之，后世戏曲艺人所必备的技艺技能，先秦时期的优人都已具备。 　　清中叶焦循（1763-1820）集合了《乐记》《左传》《史记?滑稽列传》等有关记述，说明戏曲起源于模仿和娱乐，而俳优所擅长的就是“肖人之形容，动人之欢笑”。王国维则将“俳优”解释得更为透彻，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到：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问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然后世戏剧之源。实自此始。由此可推，古代俳优的特长是戏谑、歌舞和竞技。 　　从上古到西周初期，是以巫觋歌舞乐神为主的“古乐”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进入据《乐记》所称的以娱人为主的“新乐”时代，这一时代也是“优”的大活跃时代。优人进一步拓展了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道路，戏曲文化的色彩逐渐明朗。不过，从《史记?滑稽列传》中“优孟衣冠”的典故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优人的表演虽具情节性，但更多强调即兴性，因不可能重复表演，故不能称之为戏曲。从秦汉时期开始，优人的表演在“大一统”的思想下融入到角抵百戏当中，他们主要从事的就是“以歌舞演故事”。 　　也有的学者把戏曲的源头追溯到古乐舞。古乐舞是以群体为单位，在无限重复的简单动作和节奏中表现同一主题。《乐记乐象篇》中提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器从之。”可见古乐舞是一种诗、歌、乐、舞相统一的表演形式。近代的刘师培在《原戏》一文当中用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古乐舞中的很多形态都是后世戏曲的起始。他认为《诗经》的《周颂》《鲁颂》《商颂》除了“以歌传声”，当尚有“舞以象容”。他还说：“是则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然以歌节舞，以舞节音，则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这里所提到的乐、歌、舞不光是戏曲的主要元素，同时也是角抵百戏中的主要元素。 　　综合说是近现代以来关于戏曲起源的最具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说法。像周贻白、张庚、郭汉城等中国戏曲史论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均认为是歌舞、优戏、说唱和百戏这四种艺术形式共同形成了中国戏曲文化。尤其是两汉时期，在“大一统”的思想和最高统治者的带头提倡下，歌舞成风，倡优活跃，说唱艺术普遍发展，还出现了一种连说带唱的新文体――赋。汉代优人们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把各种故事通过歌舞的形式表现出来。四川成都天回镇汉墓出土的灵帝时的击鼓俑，满面笑容，张口歌唱，扬桴击鼓，神态活现，这种将音乐、舞蹈、笑噱和表演―体化的特征，也正是中国戏曲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将各种艺术集于同台表演便形成了十分热闹而盛大的百戏。所以，综合说更加明确了百戏与戏曲的关系。 　　角抵百戏曾用作重要的外交手段 　　最古老的“角抵”，类似于今天的“摔跤”，是种竞技类项目。据《文献通考散乐百戏》载：“角抵戏本六国时所造，秦因而广之，汉兴虽罢，至武帝复采用之。”由此看来，角抵戏的内容和表演形式是从秦朝开始丰富起来的，汉代百戏延续了这种艺术形式，并且进一步扩大表演规模，演出内容十分丰富。 　　两汉时期，因为张謇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边疆四夷的音乐、舞蹈、乐器、杂技、幻术等相继传入中原，并与中原艺术融合，使汉朝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更加的丰富多彩，并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角抵百戏”。 　　为了增进各国文化的交融与互动，显示大国包容天下的风范，汉朝常以“角抵百戏”来待客。据《史记大宛列传》载：“于是大角抵，出奇戏诸物，多聚观者……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这里的“大角抵”就是指“角抵戏”，因包涵艺术种类繁多，所以也叫“百戏”，合称“角抵百戏”。可见，“角抵戏”在当时是国家重要的外交手段。 　　“角抵百戏”还经常用来取乐贵族。东汉孝安帝即位初（107），安帝的亲生父亲刘庆去世，安帝下令“罢鱼龙曼延百戏”（《后汉书孝安帝纪》）。可见汉代宫廷中常有“百戏”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