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麦子落地了.docVIP

一粒麦子落地了 　　在凤凰县沈从文先生的墓碑前，我看到了那句著名的“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墓碑背面，是一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为张充和撰。 　　这是2010年的春天。天微雨，山花烂漫，好一个春。 　　跟我一起站在沈先生墓碑前的还有吴文忠老师，这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乡村代课老师那时讷讷地说了一句：“直到我到了凤凰县城念书的时候，我才知道，沈从文就是我们凤凰人呐！”吴老师的神情，是一贯的憨厚。他的话一直不多。 　　画面如果能回转到吴老师说的那个他在凤凰县城念书的时代，那会是，一位十几岁的苗寨少年走出大山，第一次读到了他的老乡沈从文的《边城》，惊叹不已，在沈从文的笔下，故乡湘西原来是那么美丽：山清水秀，民风彪悍且淳朴，每一个苗寨女孩身上似乎都溜过翠翠的影子，还有小溪，渡船，米酒…… 　　教育，改变了这个乡村少年的视角。 　　再后来，这位少年毕业了，光荣地依照他的父亲，一位当地公办教师的期盼，成了在凤凰县禾库镇这个海拔超过800米的苗寨小学中任教的一名乡村代课教师。14年来，他兢兢业业，拿着几乎是城市人一两餐打牙祭费的月工资，直至在我们遇到的2年前，他失去了被当地认可的“名分”――他与他的同伴被当地定性为“非法办学”。 　　我第一次见到吴文忠老师时，是在他执教的大塘小学门口。所谓的“小学”，也不过是开在他家的一个房间里。二年级、三年级的37个孩子，端坐在唯一一间约20平方米的“教室”中，书声琅琅。 　　在为自己争取代课教师这个“名分”的路途上，在对于是非的坚持上，吴文忠老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自己内心的师道尊严，他无比看重。他知道，如果他的学生无书可念，他们将年少辍学，外出打工，他们将鲜有如他那样接触沈从文的文字的契机。 　　之所以用如上笔墨去描述吴老师这样一个个体，是因为他代表了我们周围的一些最普通的人，他们坚守并捍卫个人的权利。但是，有谁能否认这个群体的重要性？ 　　我所处的位置，让我经常可以见到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些为了你所不能想象到的基本点而奋斗的生命，孜孜不倦，在没有光的情况下自己去燃烛，在没有水的情形下从未停止过寻找水源，沉默地留守，认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再大的委屈砸过来，依旧自我安慰，依旧上路。 　　他们身上有让我尊敬的元素。虽然我常常抱怨说自己不断接触这些事情都快得抑郁症了，但这些经历表明，所碰到的负能量其实可以转化为正能量――他们也让我明白，人能够关照自己的内心，弥足珍贵；但一个人对于自己内心，对于底线的坚持，再难也很值得。 　　以下几个片段也许是许多同行都感受得到的。一个是汶川大地震，我在那里呆过40多天，这个地名烙在了我心底。待到看《唐山大地震》看到泪流满面时，又是后话了。 　　“我希望以后能盖更加牢固的地震震不倒的房子”――一个汶川大地震中幸存的孩子，曾经这么跟我说。他天真的样子，我永远记得。我想我再也没有理由怀疑，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在忙碌的市井生活中，每个人能够安然地没有病痛地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无可比拟的奇迹。 　　此外，就是玉树地震，我在地震的次日赶到了这个青藏高原腹地。“你们家几个没了？”玉树当地老百姓，聊天时都会这么互相询问着。人们不断重复着如何从地震中逃生的故事。 　　而我想，许多女记者在类似灾难或突发事件报道中面临的问题其实不是智力方面的因素，而是体能方面的障碍。我相信许多女记者都有细致的观察体验，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体能的障碍真是很让人有心无力。比如，在报道玉树地震时，我的高原反应很严重，那次也许是我从业以来最艰难的一次采访了。高原反应带来的许多表现形式，呕吐、喘得厉害、头痛欲裂……在我身上均有体现。那些天，我服用了无数的红景天冲剂、药片以及布洛芬胶囊。 　　但我觉得，这些小困难，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无非都是个人对于职业的选择，无需抱怨。但既然选择了，就要走下去。 　　这几天我正好在整理以前的采访本，凌乱的笔迹记录了当时的经历。是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深信，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时，就好像凸透镜能聚焦太阳的光芒那样，也许可以有小小的改变，一花一世界，一沙一乾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身为一名记者，其实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报道量控制在一个生产标准线上，对于我来说，个体的微小有时很重很重。灵感来的时候不一样，有时候在晚上，有时候是白天，待思路一片澄明时，故事会自然在我脑海中形成画面感。 　　对我来说，叙述别人的故事，从来不是那么容易。有两个难度： 　　首要的是，真实性的问题，在目睹很多事情以后，我明白了，所谓真实，从来不是原原本本地画等号的，你只能无限去接近。 　　其次，对于一些事件报道，身为报道者的我们有时候反而会沉浸太深而无法自拔，就像“入戏太深”。比如，面对采访对象求助的目光，你会扪心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