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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惩治贪官的法律考究 　　＼摘 要：从我国古代看政治贪官的法律规定，从现实情况出发，加强对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实树立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必然抓住“人”这个根本性的因素进行治理，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问分析了我国历代贪官治理的法律、法规，最后分析历代法规对我国现代治理贪官的启示，希望对我国贪官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贪官治理;古代法律;墨;赃 　　一、前言 　　“墨罪”、“贪罪”、“赃罪”是定义我国早期贪污罪的行为的名称。在《春秋左传》中杜预解释：“墨，不洁之称。”有墨为黑色，意为污黑、不净。而东汉许慎撰的《说文解字》提到：“贪，欲物也。”在西晋张斐注的《泰始律》里解说“赃”：属于“货财之利”。而《辞源》里，“贪”字的解作为“爱财”，对于有贪污行为的管理，被称为“墨吏”;因赃致罪是把受贿、贪污、诈骗和其他非正当手段的来的公共财物或者私人财物分赃、据为己有的行为，并将计赃量刑的经济犯罪，都统释为“赃”[1]201-202。 　　二、古代治理贪官的法律 　　（一）秦汉隋唐时期惩贪法律和“六赃”的出现 　　从我国出土的《秦简》里可以分析出，秦朝设有严厉的惩贪法律条款，比如：官吏私如果自借用县库的金钱，和盗窃同样论罪。按照秦律量刑的标准，如果偷摘其他人的桑叶价值不到一钱的，处以罚服30天徭役的规定;如果多人盗窃者（规定5人以上），盗取货款价值一钱以上者，需要斩断犯罪人员的左脚，并且要求服城池苦役。从秦朝“举国家利益至上”的情形推断，官吏侵贪公家钱物的行为作盗罪惩罚，当不会比这更轻。秦律还对于乡佐隐田、收敛田赋不上报的，主管粮仓人员监管粮食不足数、隐而不报的，官吏利用公家的马和小卒、用以买卖牟利的，冒领军粮的，隐瞒老小户口而弄虚作假的，以及主管人员擅自销帐等等行为，都有严加处罚的条文。 　　中国封建社会中鼎盛时期属于统治达三百多年的隋唐阶段，《唐律疏议》是在这期间制定出了中华法系代表性的法典。它是在总结历史惩贪法律成就的根本上，唐律的12篇中已立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吏赃罪，性质明确以及涵盖全面。而唐律将非法攫取公私财物的经济犯罪概括为“赃”罪6种具有重要的立法创意的，这是我国法制史上首次明确规定的“六赃”罪名。所谓“六赃”就是：受赃枉法、坐赃、窃盗、强盗、受赃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都是因赃获罪、计赃为罪的犯罪行为。但是，贪污的罪行还没有单立成目，便于准确定性执法。 　　（二）宋、元、明、清时期治理贪官的法律 　　以唐律为楷模的宋朝基本法典《宋刑统》，惩治贪官的法律条例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律文后附的救令格式里作了一些新的补充，比如《例律》里规定了限制贪赃官吏以官抵罪和自首的原则：监守内盗、受财枉法同十恶罪，不尾“官当”之列;主要官吏犯赃事实被举报已有证据的，不许自首。此外，弃市、杖杀、刺字乞配等刑成了惩贪常用刑罚。在元朝初期阶段曾以条格形式将官吏贪赃罪汇编为《赃罪十二章》，后来收入《元典章?刑部?诸赃》和《大元通制?职制篇》。《大元通制》是元朝一部重要法典其惩贪律文不同于唐宋律的特点是：与强盗、窃盗类分离，不属“盗贼”篇，不采用“夕赃”分类，内容因事立法、极为繁杂。如《职制》规定：仓库官吏人等盗所主守钱粮19（1000文钱）以下，杖57，至300贯处死刑。府州县官吏或仓管人员倒卖官粮10石以上刺面杖107;10石以下杖97，官吏除名不叙用[2]37。职官侵用官钱，刘除工程材料，管军官放散军队钱物，监临官役使骑手、弓手，借骑释马，倒换宝钞，冒支官钱粮物和牲口草料等都要依，节轻重断罪决罚。若是监察官吏则要加等惩处。 　　三、历代对贪官惩治对我国现代治贪启示 　　（一）思想导向 　　统治集团治吏的指导思想顾此失彼，偏离肃正纪纲的正轨，则其惩贪之法必然无以束吏。如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从北宋太祖伊始，就认为文臣纵使贪贿，比起武将也“为害百不及一”，同时以多置田宅、歌儿舞女的旨意，解除武将兵权，诱使文武官吏追求物质享受;宋太宗则是推行厚待官吏的“大度容之”政策，认为“小人情伪”不必至清至察;宋神宗和徽宗都唯恐官吏受重刑会“污辱衣冠”、“将使人有轻吾爵禄之心”，而南宋高宗更是“不忍置络绅于死地”，对官吏触法处理的原则是“罪有过贷，而未尝过杀”[3]74-77。这样就在思想政策上把惩贪导向错误路线，日益矜恤宽大官吏贪罪，从而自造姑息养贪的危机。 　　（二）权力导向 　　权力与私利的结合乃是贪污产生、公行的渊蔽，专制越发展，权力越集中，私利则越膨涨，惩贪之法只有屈服于权力而失灵。以明代为例，封建君主专制已经发展到顶峰，皇权空前提高，皇帝自我封闭，随意严刑峻法，破坏法制;宦官臣僚高踞于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贪婪成习，层层尽“忠”，官官相护。明世宗嘉靖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