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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灾难电影情节与片段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差异 　　中国电影《1942》在2012年11月于国内首映，而好莱坞的《2012》于2009年11月13日在美国首映，它们的制作经费均过亿。这两部电影的共同之处在于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引发观众对自身命运终极性的思索。这两部电影虽然命名模式较为相像，且均为灾难片，然而其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塑造内容，即其中一部是对灾荒年代的还原，表现的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战争的苦难中挣扎，人物凸显的是英雄主义以及个人主义色调；而另一部塑造的是幻想地球毁灭的景象，人物凸显出知天认命的豁达胸怀，渲染的是宗教色彩。作品在风格上具有较大的差异，也反映出中美文化以及价值观的不同，对人性差异的刻画也比较细腻。 　　一、 灿烂的历史以及触手可及的“美国梦” 　　美国两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将时间去向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以强调以及尊重历史的过去去向；其二，注重眼前以及短期的现在去向；其三，注重计划和安排发展的未来去向。 　　过去时间去向是中国人普遍认可的时间观念，形成这种观念是受到灿烂悠久的历史以及农耕文化的熏陶原因。[1]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华夏子孙收获了大量的文化类遗产，由于对此怀着尊重之情，因而形成了信奉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也由于中国历来以农业为主，通常农民在耕种田地的时候都要根据气节和四季交替规律，以及前人的宝贵经验，可以说要靠着老祖先的经验进行耕种的指导，具体的史料记载就不详细列举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已渗透了这种过去时间观的去向。著名导演冯小刚在看到小说《温故1942》就有将此拍成电影的想法，但其他导演均不同意，认为其不太适宜改编成电影，然而历经18年的坚持，冯小刚终于将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造成他如此坚持的最大动力就是良知，一个重视和尊重那段苦难历史的导演的良知，且希望以史为戒、珍惜现在。在以往的记录大片中，中国电影大多数为记录形式的，如《唐山大地震》等，均用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艺术素材加以刻画。 　　而有所不同的是美国人比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人民更加看重未来时间，形成这一现状与其历史渊源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年，以避难或许是寻找新机遇为目的首批来到美洲大陆其先祖们，还有带着淘金梦以及“美国梦”后来的世界各地子民，他们的个人性格以及身世背景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理想，即打破陈规陋习、与权势抗争，他们带着强烈的求索欲望，对未来的期待以及探索心理永不停息。因此，美国电影注重对未来时间的渲染。但近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自然生态也遭受了较大程度的损坏，如今的美国人，大多数对未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茫然以及困惑，以致将《圣经》中“世界末日”的灾难刻画，作为本电影创作的重点，以此迎合美国人的未来心理。另外，大部分美国人信奉基督教，这也是其未来时间观形成的因素之一。末日电影《2012》是一部典范作品，其中用玛雅预言作为招牌，同时利用大众的对未来的茫然心态以及未知，从而增加电影在观众心目中的关注度。 　　二、 中文化电影与美国电影的差异 　　导演冯小刚用一个“人”字概括了《1942》的主题，这是对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尊重，因为他们才是一切事物的主题，历史会因他们而改变，他们会改变世界的未来。这部电影中有较多的人物塑造，但主角就达19个之多，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各自不一样的情景安置，他们均默默行进在自己的轨道之上，没有出现波澜起伏以及高潮迭起的场面。充分表现出芸芸众生或只是沧海一粟的历史再现。在本片中有一个情节是对这一问题详细刻画，时任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向时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蒋鼎文进行灾粮申请时，蒋是这样回答的：“若灾民饿死了，地方依然是中国的，但若死的是当兵的，我们的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此话听起来好像无懈可击，然而对三千万将要饿死的鲜活生命而言，残忍程度可想而知。电影《1942》和《集结号》均以冯小刚为导演的灾难巨作，其中都蕴含着悲情的集体主义观点。由于孔孟文化的熏陶使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点都比较浓厚，何况儒家思想将群体价值标榜为君子形象。[2]从孟子的许多言行能够清楚的看到，其反对个人价值以及个人利益，认为如果坚持以上观点会造成亡国的后果，倡导人们在群体价值与自我价值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要选择前者。因此，绝大部分中国影片都宣扬集体主义风格，塑造了许多为团体以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鲜活形象。 　　在影片《2012》中，重笔渲染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人物的身份以及职业都呈现着极强的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气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生存价值，同样需要给予认同和尊重，上帝和超人永远是他们的崇拜。这里应该说明，此处的“个人主义”与我国传统意义上自私自利的行为是不同的，其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决定的权利，绝不妥协于政府以及权势的控制。如影片中，灾难即将来临，慈祥的父亲要求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