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docVIP

年度事件：《苏报》案 本年，一份中国报纸的命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份身处上海租界的报纸，因为种种“过激言论”，而惹怒了朝廷；朝廷本拟如踩死一只蚂蚁般严惩报馆诸人，孰料却为租界所阻，最终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降尊”与作为被告的报馆诸人打了一场诡异的官司。这场官司，日后被视作“晚清最后的文字狱”。 自民国以来，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苏报案”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与其不断被神化同步的，是诸多历史细节的湮没——时代不知不觉已经忘了，因高呼革命而阵亡的《苏报》，其主观本意，并不想做一份“革命报纸”……●陈范接办《苏报》，欲以文字开启民智 《苏报》早期的历史，因其“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什么地位，记载甚少，已无从详查。其创刊日期也已不可考，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至迟不会晚于1896年。其初始创办人名叫“胡璋”，但报纸是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的，注册人则是胡璋的妻子日本女子“生驹悦”。 虽有“日本背景”，但早期的《苏报》在内容品质上的口碑并不好，所刊消息议论，颇为无聊，1897年还曾因刊登黄色新闻而与租界当局发生纠葛。加之经营不善，亏损颇重，大约在戊戌政变前后，胡璋将把报纸全盘出让，由一个叫做陈范的举人买下，继续经营。这是《苏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陈范系湖南衡山人，本为江西铅山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职。其兄陈鼎则因戊戌政变受牵连，被朝廷判处永久监禁。陈氏由此“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遂接办《苏报》。陈范的妹婿汪文溥也一同参与《苏报》经营，据汪氏回忆，陈范接办《苏报》的初衷是： “丁戊（1897、1898年）之际，康有为始以维新号召徒党，君〔陈范〕私谓余曰：“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入迷途。”于是相与在沪组织一日报，此即壬寅〔按：应为癸卯〕以言革命被祸之《苏报》也。” 如陈范这般，既呼吁改革，又不认可“改革领袖”康有为的种种主张，其实是戊戌年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的共识。此后，《苏报》内容品质有了明显改观，关注维新改革、批评政府昏庸腐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譬如，1900年1月24日，慈禧下诏建储，拟废黜光绪，上海绅商学界一千二百余人联名发电谏阻；《苏报》公然发表反对言论： “今皇上临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无不向慕，无不爱戴，自戊戌八月政变，无日不翘首北望，期皇上之复权。……天下方日以我皇上为念，而骤有往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储谕旨，……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再如，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所谓“督办政务处”，简称“改务处”，乃清廷为施行“新政”而设置的中央办事机构。然清廷此举，并非真心想要改革，其目的不过是示外人以开明形象而已。《苏报》对此亦有严厉批评（按：编者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 “衮衮诸公，每日里忙于引用腹心，排斥异已，联络外人，弥缝前隙，此外什么改革措施都没有。……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仅偶尔搞出一两条对其私利毫无妨碍的“新政”，用来敷衍、欺骗天下……国家孱弱破败，而犹为人所撕裂；民众死亡流离，而犹为人所践踏；这些‘督办政务处’的大臣们，对此虽然耳闻目见，却无动于心……”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言论转趋激进 大体而言，《苏报》早期，对于政府和时局，总体表现出一种温和的批评态度。这是否缘自陈范的个人政见，已不可考，但据汪文溥回忆，刊物也曾一度主张“斥君扶民”，与康有为“保君扶民”的政见很冲突；后者在读者当中颇有影响力，前者则很难被读者所认同，以致于“读《苏报》者，辄诧为怪诞，经济乃大困”，对报纸的销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销量的上升和政见的激进，始于1902年报纸新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学生退学事件。退学的缘起，是学堂内的新、旧之争，一些旧派教师禁止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及《新民丛刊》等刊物，招致学生不满，结果酿成200余人同时离校，轰动一时。此后，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罢学事件不断。 《苏报》的意见，明显是支持学生的。譬如，1903年1月8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如此说道：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西学，已然接受了民权自由的理念，旧党仍满口忠孝圣贤，这恰如——“某报所谓开一窗隙，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滋味，又复从而钥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学生们已经看到了窗外的旖旎风光，当局再想将窗子关起来，回到旧时代，恐怕是做不到的。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专门登载学界消息、刊发学界议论，以学界动态为报纸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仅此一家。《苏报》由此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渐渐摆脱边缘小报的境况，开始拥有自己一定的的社会舆论影响力。同时，其言论也渐渐趋向激烈。譬如1903年6月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即将官办学堂的总办、教习们一概抨击为“獭淫狗贱之徒”——“此等獭淫狗贱之徒，指不胜屈，而居然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