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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新闻视域中的个体悲剧 　　近年来，媒体聚焦个体苦难的新闻报道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争议，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博取受众眼球”、“消费他人痛苦”的指责。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类新闻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就强行要求媒体远离个体悲剧。指导我们新闻实践的决不能是“教条式、清教徒式的道德苛求”和“忽略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士大夫人文情怀”。在报道过程中，记者和媒体需要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悲悯的人文精神，遵循“知情同意”、“最小伤害”等报道原则。避免这类新闻变成家属苦难的放大镜和猎奇的“眼球新闻”。 　　在这类采访中，如何避免对当事人和亲属造成“二次伤害”一直是新闻伦理和实践难以回避的问题。尤其是进行连续报道时，反复与媒体接触更容易放大当事人及其亲属的痛苦。微观的采访层面上，学界和业界早已为一线记者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化建议和操作规范，但这个问题还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宏观的报道框架角度而言，采编团队对悲情新闻的连续报道可以借助公共新闻的模式，在进行报道的同时作为参与者积极推动事件的进程。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动社会活动，协调社会多方力量，对悲情新闻的主人公及其家属提供帮助。这样不仅可以减轻“二次伤害”，更能在连续报道中展示一幅从悲情走向希望的图景。下面以《山东商报》吴金红事件连续报道为例，对这一策略进行简要分析。 　　采访过程：践行人文关怀 　　2014年8月，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19岁潍坊女孩吴金红在车祸中遇难。生前她曾表示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家人为了完成她的遗愿，捐献了她的心脏、肝脏和双肾，帮助了四名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 　　8月下旬，《山东商报》记者陈心如联系上吴母时，距离11日器官捐赠，媒体集中采访之时已经过了数日。此时再进行采访，在报道深度上更容易取得突破，但对亲属造成“二次伤害”的风险也高了许多。通过反复地解释和安抚，熟悉潍坊当地情况的记者陈心如初步打消了吴母的疑虑，得到了吴家人的住址并约定了当面采访的时间。 　　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又是潍坊老乡，陈心如对尚未摆脱丧女之痛的吴家父母而占有着相对较强的亲和力。同时，陈心如与刚被录取的吴金红是山东财经大学的校友。采访伊始，陈心如对有些沉默的吴家父母坦露了身份，并且精心组织语言，用真情实感进一步劝慰他们，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采访过程中，吴母在啜泣中回忆着女儿的往事，记者则以倾听为主，在少量的问题引导之余给予她追忆和悲伤的空间。事实上，对采访者放卜心理防线的家属打开话匣子之后，会倾诉大量的故事和情绪，这也是家属自身心理宣泄的过程。记者在这时正应扮演倾听者的角色，配合适当的心理抚慰；而不是单纯以完成采访任务为目标，心急地通过打断和提问获取“有用”信息。 　　之后，沉痛的吴父主动取出了吴金红生前的口记本向记者展示，这成为了《山东商报》的独家新闻点。日记内容为最终的新闻成稿提供了人量素材，形成了报道“口记里十九岁的青春记”，让吴金红的媒体形象从扁平的“好学生”变得更加鲜活立体。这也是陈心如取得了吴家信任的佐证。 　　一个好记者要善于与采访对象交朋友。在悲情新闻的采访过程中，与悲痛中的亲属成为朋友，十分困难，却很有意义。陈心如通过真情实感取得了吴家的信任和友谊，不仅为之后长期稳定的采访关系打下基础，也是对新闻工作者人文关怀和公民道德责任的践行。 　　公共新闻：呼唤社会关注 　　对于题材类似的医疗救助事件（如捐献“熊猫血”和造血干细胞），媒体的连续报道往往专注于健康传播的领域，遵循“捐献者的故事一争分夺秒的运输和手术一患者转危为安”的叙事。 　　但具体到本例的器官捐献，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尚有争议，但医疗机构和新闻媒体目前仍需要严格遵守“双盲原则”，不能让器官捐/受双方获知对方信息。如果这时还要继续坚持“捐献者一受助者”的报道框架，那么后续报道很有可能发展为对于当前人体器官捐献形势的分析，以及对最近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的介绍，前后报道之间的关联度会被大幅削弱。 　　事实上，案例中的吴金红事件覆盖了民生、健康、教育三个报道领域，在每一个方向上都有深挖的价值。《山东商报》放弃了在健康传播的角度上继续做文章，而是把报道的重点留在了民生和教育方面。 　　吴金红生前一直有一个“大学梦”，车祸也是在取录取通知书回家的路上发生的。8月25日，在关于吴金红的报道专题“心依然在跳动”的“编者的话”中，编辑朱启禧发出号召，希望山东财经大学关注这名准大学生的故事，为她的父母提供一些人道主义的关心。 　　有没有一所高校，面对类似吴金红这种情况，能做出一些温暖的举动，去慰藉逝者的父母，而非一笔勾销一个未报到者的名字？很遗憾，记者搜了许久，都未能找到。但记者又想.即便这世间从无这样的先例，为什么就不能出现一所高校来做这个先行者？ 　　查看这些年的高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