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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 　　【摘 要】新题乐府源自杜甫，经元稹、白居易发展至顶峰。新乐府在诗题上以首句两、三个字命题或使用歌辞性题目，内容以叙写时事、传达个人志向为主，既可以配乐演唱，也可以徒诗。杜甫的“三吏”“三别”，即事名篇，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再现了战乱中的社会景象和人民悲惨的生活，是新题乐府的代表。 　　【关键词】新乐府；“三吏”；“三别”；诗体属性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274-03 　　在杜甫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三吏”“三别”以其严肃的写实性、深刻的思想性和深厚的艺术性引起了古今学者广泛的关注。王辉斌先生在《“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兼论唐代新乐府的有关问题》一文中，探讨了“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及新乐府的定义，认为这组诗不属于新乐府，新乐府的题目具有歌辞性且为新题，内容指陈时事或托物言志，“谱入乐”“被于声”配乐可唱。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一、学界对新乐府的界定 　　所谓“新乐府”，与“古乐府”相对，为与“古题乐府”“旧题乐府”相区分，又称为“新题乐府”。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指出，“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对唐代的诗歌进行了分类，指出晚唐时期仍有配乐演唱的乐府诗存在，并给新题乐府做了注解。 　　后世也有“新题乐府”的记载。宋代郭茂倩在辑录《乐府诗集》时，专列出“新乐府辞”，用以辑录新乐府诗，并在序中写道，“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点明新乐府为唐代新制，其辞是乐府体却未曾配乐演唱。明胡震亨的《唐音癸签》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明确新题乐府是唐代产生的、古乐府中没有、唐代新制的诗题。清人陈田的《明诗纪事》中也有新乐府的记载，“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采诗入乐，二也；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拟古，五也；咏古题，六也；并杜陵之新乐府，七也。古乐府无出此七者也。”明确指出新乐府是古乐府的一种，不同于自制新曲，其创作始于杜甫。 　　从上述文献可知：新乐府产生于唐代，是一种脱胎于古乐府的新体诗；新乐府的诗题是唐代新出现的；新乐府之辞并非都能配乐演唱。 　　进入20世纪，学术界对新乐府也进行了探讨。罗根泽先生认为，“努力做乐府新词”者即为新乐府，胡适先生指出新乐府是“完全脱离向来受音乐拘束或沿袭古题的乐府”，二位先生看到了新乐府为新词、不受音乐拘束的一面。游国恩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首次界定了新乐府，指出新乐府有三个特点：“一是用新题”；“二是写时事”；“三是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从题目、内容和入乐性三个方面探讨了新乐府的特点。九十年代末葛晓音先生也提出了三条界定标准：“有歌辞性题目或以三字题为主的汉乐府式标题，或在诗序中有希望采诗的说明，标题均应是即事名篇或唐代出现的新题；内容以讽刺时事、伤民病痛为主，或通过对人事和风俗的批评总结出某种人生经验，概括某类社会现象；表现样式以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和场面的客体化为主，以第二人称和作者议论慨叹为辅”，从题目、内容和表现样式三个方面概括了新乐府的特点。 　　二、新题乐府与杜甫 　　新题乐府产生于唐代的观点为学界所接受，对其开创者却没有定论。提及“新题乐府”，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进而认为元稹、白居易是新乐府的开创者。其实不然。清人陈田在《明诗纪事》中指出，“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采诗入乐，二也；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拟古，五也；咏古题，六也；并杜陵之新乐府，七也。古乐府无出此七者也。”他认为，新乐府的开创者是杜甫。无独有偶，冯班的《钝吟杂录》也有相关记载，“老杜创为新题，直指时事，如掣鲸鱼于碧海，一言一句，皆关世教”，认为新题乐府始于杜甫，具有引导世俗教化的作用，并明确指出“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忠志远谋，方为百代鉴戒，诚杰作绝思也。李长吉歌诗，云韶工人皆取以协金石，杜陵诗史，不知当时何不采取。”即新题乐府经元、白发展达到鼎盛，而杜诗在当时不被乐工配乐演唱，这也为后世学者定义“新题乐府”提供了借鉴。游国恩先生也认为杜甫“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 　　王辉斌先生认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新乐府辞》收录王维、李白、杜甫三人作品最多，前二者不仅创作的新题乐府数量多于杜甫，而且年长于杜甫，因此不认同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此种论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