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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采暖2000年 　　进入冬季，人们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就是暖气。自从我国1950年代从苏联正式引入城市供暖设备之后，关于暖气以及暖气南北分界线的讨论，至今止息。 　　2000年前的暖气 　　其实关于温暖的话题，可以一直上溯到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就在山洞里留下了烧烤食物、照明和取暖的痕迹。到了7000年前的北方，在半坡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灶坑，这种兼具做饭和取暖的设施一般布置在门口，一方面利用门口进入的空气来助燃，一方面阻挡冷空气入侵。 　　到了2000多年前的先秦春秋时期，古人开始使用各种材质的器具来烧炭取暖，这类器具叫做燎炉。燎炉一般附有炭箕，用来转移火种和添加木炭。1923年，河南省新郑县李家楼出土了一件春秋时代青铜器――王子婴次炉，内壁有铭文7字：“王子婴次之燎炉。”铜器底部已经缺失，学者推断，这就是古代的取暖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暖气南北分界线就隐隐出现了，当时楚国统治核心江汉平原一带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对于取暖用具的需求要低于北方诸国。而秦国统治中心咸阳地处西北，取暖需求就强了不少。考古学家在秦咸阳宫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3座壁炉，其中两座供浴室使用，第三座则接近最大的一室，应该是秦皇专用的。当时秦人主要通过在壁炉里烧炭来御寒，并且将出烟孔设在室外，避免室内人因为吸入炭烟而中毒。在秦兴乐宫遗址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火墙，即用两块筒瓦相扣，做成管道包在墙的内侧，与灶相连通，热气贯通其中，保证室内温度。这些可称为2000年前暖气的雏形。 　　向着更暖和的目标前进 　　到了汉代，对采暖的探索更加五花八门。汉武帝建过两座温室殿，按照典籍记载，一座位于长乐宫，一座位于未央宫，用于汉武帝冬季居住。在温室殿内，装有各种防寒保暖的设施。汉代刘歆在其所著《西京杂记》一书中描述说：温室殿以花椒和泥涂壁， 壁面披挂锦绣，以香桂为主，设火齐（云母）屏风，有鸿羽帐，地上还铺着西域毛毯。未央宫中的温室殿还充当公卿朝臣冬季议政的重要殿所。汉代皇后居住的宫殿也是通过花椒和泥涂抹来装修的，被称为椒房殿。到后来，椒房在古籍中干脆成了皇后的代称。 　　当然，这些取暖方式造价高昂，也只能是贵族阶层消费得起，秦汉时期的普通老百姓使用的则是简易火炕。2006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徐水县发掘出一批西汉东汉时期的民房遗址，其中在西汉房址中就发现了简易火炕。这种炕长约3米，宽约1.5米，火炕与灶相连，还有两条烟道，烟道上方还铺有石板。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采暖设备也有了进步。五代王仁裕所著《开元天宝遗事》一书记载：“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这时候的贵族们已经不满足于暖气了，还开始讲究要用无烟炭了。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家，取暖更是一副土豪做派，冬天取暖用的炭都是“以炭屑用蜜捏成双凤，至冬月，则燃于炉中，及先以白檀木铺于炉底，余灰不可参杂也”。晚唐诗人张孜在《雪》一诗中写道：“长安大雪天，鸟雀难相觅。其中豪贵家，捣椒泥四壁。到处热红炉，周回下罗幕。”描述的就是贵族采暖的嚣张。隋唐时期还发明了可以随身携带的手炉，起初为陶制，后来发展到铜制，炉内放火或者尚有余温的灶灰，炉子外加罩。宋代则补充贡献了“汤婆子”发明，类似于后世的热水袋。 　　到了明清时代，皇宫里的暖阁、火墙都已经制式化了。随着清朝入关，北方少数民族常用的火炕也逐渐在北方推广开来。 　　向着环保的方向前进 　　在采暖2000年的演进史中，贵族的采暖沿着越来越豪奢越来越科学的方向大步前行，而普通平民则困于燃料和经费限制，始终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一直到1949年为止，我国9成以上人口的采暖燃料依然是草木、秸秆、干牛粪等等。不过随着国家可开垦耕地的增加，山林地带实际上已经无法再继续“砍”下去了。1949年，中国国土的森林覆盖率是8%，北京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只有6%。草皮树木等可燃物早已被老百姓挖光剥光，没有植被带来的水土流失导致了严重的土地沙漠化。那时候北京出城门往西几公里就看到沙丘，城南的大兴县还有沙漠。1966年人民日报报道大兴县学习焦裕禄，其下属的礼贤镇还能见到10多米高的沙丘。（作为对比，2014年中国森林覆盖率21%，礼贤镇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选址地。） 　　真正改变采暖不继的，除了城市化，还有煤炭开采的攀升。1949年中国煤炭产量3000万吨，即使全部拿来给全国人民做烧饭燃料，最多也只够做1个月的。从1960年代后期，我国煤炭产量迅速攀升，1980年产量超过6亿吨。也就是从那时起，煤炭和秸秆逐渐成为中国普遍的采暖燃料主力，终于停止了对地表植被的直接砍伐破坏。 　　当然，万事皆有弊有利――由于广泛使用煤炭采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