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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沦陷初期安全区里的生存困境 　　摘 要： 南京沦陷时期，日军最广为人知的暴行是南京大屠杀。本文着眼于大屠杀背景下安全区的日常生活，简要分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面临的生存问题，主要表现为食宿、卫生医疗上的困境，从而管窥沦陷初期安全区难民生存的状况和承受的深重苦难。 　　关键词： 沦陷初期 安全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难民营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城后，对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展开了长达六周的屠杀和对妇女的强奸，造成了约30万人的死亡，即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中外史学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颇多，就国内而言，以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系列史料，以及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相关研究最突出，学者多是利用幸存者口述资料、留守南京西方人士的记录、官方资料等展开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魏特琳日记》、《程瑞芳日记》、《拉贝日记》，对沦陷初期魏特琳女士领导的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的日常生存状况做初步探究，从而窥看沦陷初期安全区难民生存的状况和承受的深重苦难。 　　一、安全区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概况 　　日军即将进入南京城时自愿留守南京的二十几位西方人士于11月自发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城西北部教会学校集中处建立起占地约3.86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沦陷初期以单薄之力给大量难民提供庇护，并且他们以日记、照片、录像等方式留下了日军在南京的罪证。 　　安全区虽有“安全”之名，但并不是真正的安全。尽管国际委员会竭力保护难民，但嚣张残暴的日军并不把这些西方人放在眼里，“大规模地屠杀居民中的男人和小孩，洗劫、烧毁全城的商店和住宅，到处强奸妇女”[1]，甚至连美国大使馆、西人住宅也遭到抢劫。即便这样，安全区的安全性仍然比其他地区要高，每天无数难民涌向此处，最高峰时安全区人数多达25万，国际委员会直接救济7万多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是安全区内25个难民营的重要组成，主要收容妇女和儿童，由美籍教授魏特琳等人负责。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前身是1915年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更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前日军侵占南京和众高校一同西迁，而魏特琳、程瑞芳、陈斐然等人自愿留下，守护校园，亦组成学校难民营负责小组，在沦陷初期给无数面临死亡、强奸的妇孺提供庇护。 　　二、文理学院的生存困境 　　学校原打算接受2700人左右，但日军疯狂的强奸活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得不涌向学校寻求庇护，高峰时学校里竟达1万人。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完成了我们能够接纳的难民人数的估计，共为2750人。这个数字尽我们的力量是可以办到的（后来在我们6所建筑里的难民人数实际上超过了1万人）。”[2]由于日军暴行而被迫涌入安全区的大量难民正是下文分析的生存困境的主要来源，他们使安全区的日常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尤其是食宿和卫生医疗问题。 　　1.食宿问题 　　沦陷初期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抢掠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死亡、强奸和城市的毁灭，而对于学校难民营的日常生存而言，则直接导致食宿上的困境。 　　（1）粮食 　　在日军暴行和难民众多情况下，学校面临严重的粮食问题，粮食短缺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首先，国际委员会粮食储备不多。安全区创立时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和支持，承诺非军事化和提供20000袋大米和10000袋面粉，350袋食盐，但是由于运输困难，实际委员会实际只收到了9067袋大米、1000袋面粉和350袋食盐[3]，这些粮食显然不足以长时间支撑安全区数以万计的难民的饮食，至1938年2月2日，拉贝预估委员会存粮仅够维持安全区内两周的施粥量。粮食储备不足有国民政府未兑现承诺的原因，也有委员会对日军预估错误的原因，日军进城前，他们普遍认为日军素质较高，会对南京城进行和平接管，他们担心的是中国溃军撤退时会有暴行出现从而给民众带来灾难。 　　其次，农、商业陷入停滞，无法购买粮食。日军进城后到处杀烧抢掠，将食品、住宅和其他一切值钱的东西据为己有或者毁坏，几乎所有商铺都被抢劫和砸毁。粮食储备不够，无法从市场上购买任何物资，这促成黑市的产生，但是食品恰是黑市上最贵的东西，例如“一些明代花瓶真品只卖1元钱一个，一只母鸡要2元钱”[4]。昂贵的黑市物价并不在学校可承受范围内，且难民营人数众多，需要购买大量粮食，黑市不稳定的供应量无法满足。而且黑市物品大多是抢来偷来，学校里的中国负责人常常不屑买。不仅是市场，由于中日双方在农村均实行焦土政策，大面积烧毁耕地，存粮、蔬菜和家禽畜牧等则被抢走或杀害，也没有农副产品可提供买卖。总之，日军进城后，食品供给的重要源头之一消失，流通的市场消失。 　　再者，日军阻拦国际委员会外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