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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发展的途径：文化自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布署中，关于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方面，首先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个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农村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农村教育直接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提供给百姓满意的教育、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水准、提升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后劲，无不要求快速发展农村教育。从文化视角分析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路向，在乡土化和城市化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下，深深陷于文化选择的“内卷化”。 一、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选择 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主要有两种文化走向：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 1、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所谓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是指农村教育的发展务必突出农村文化特色、发扬农村文化传统，在教育的课程设置、学校管理、教学组织等各方面要依据农村特有的文化来安排，从而使农村教育保持农村化，使农村教育更像农村教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炎培、梁漱溟等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道德和理性的根在乡村，要保存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必须从乡村入手，而理性的胚芽可以也只能在乡村慢慢培养起来（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第461页）。梁漱溟立足整个中国文化来思考农村教育，在求解“中国问题症结”时断定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而是文化失调。基于此，他认为乡村学校的学习内容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学校共有的课程。另一类是各学校根据自身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如匪患严重的乡村，可成立农民自卫武装组织，进行自卫训练，以维护地方安全；产棉地区，可组织农民学习植棉技术，建立运销合作社等等。由此可见，梁漱溟的思想具有明显农村教育乡土化倾向（同前注）。教育家陶行知也有相似看法，他指出农村教育不应该学习城市中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应该教化农民应有的农村文化素养，形成具有农村特色的淳朴民风，否则对农村的发展有害无益（《陶行知文集》第155页）。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这是中国农村教育的体制转型与高速发展期。农村教育问题成为新政权关注的重心，成为新中国教育发展乃至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与目标。这一时期，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哲思大纛之下，从扫盲课本的农村杂字到全日制中小学开设的农业常识课与耕读学校的半耕半读，农村教育发展乡土化愈演愈烈。1958年到1961年，“大跃进”运动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是空前的，造成了二十世纪以来第一次“教育革命”的狂潮，大中小学停课劳动，农村教育发展乡土化登峰造极。 农村教育要基于农村特有的乡土文化环境，遵循农村发展的需要和特点，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当前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和必要，农村教育是否能够或者有无必要做到“守身如玉”？农村教育走纯粹的乡土化道路，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和发展，显然是走进死胡同。 2、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所谓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是指农村教育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应顺应现代化发展的潮流，遮蔽农村教育的文化熏陶，以先进的城市文化作为农村教育追逐的榜样，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组织等各方面要以城市教育为标准，从而使得农村教育逐步城市化，以至最终实现农村教育城市化。 与梁漱溟同时代的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农村问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是基本上可以用愚、贫、弱、私四个字来概括（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第454页）。并且，根据这四个问题，他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从具体措施来看，虽然大多也是根据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农村生产着手进行，但是它在“乡村教育制度”、“卫生保建制度”以及“公民教育”等很多方面，多是来自或者借鉴城市教育中的经验和成果，具有比较明显的城市居民的比较性和基于此的追逐心理。因此，晏阳初的农村教育思想已经逐渐凸显了城市教育文化的“指导”意义，代表着农村教育城市化的“萌芽”。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中城市主义价值取向的出现，在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中实际上坚持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先城市后农村”的城本主义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城市化倾向已经“茁壮成长”。然而，农村教育越来越远离乡土文化，城市化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唯一可能性，这样的农村教育城市化也并非康庄大道。 二、农村教育发展陷入文化“内卷化” 事实上，城市化或乡土化两种文化取向在我国农村教育实践中均客观存在，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农村教育发展的途径问题，甚至陷入了文化选择的“内卷化”之中。所谓“内卷化”是指某种意识、制度或者现象保持原有方式无休止地内旋，并且一直没有实质的发展和进步。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选择困境就体现了“内卷化”的特征。教育研究者和决策者处在城市化和乡土化的交叉路口，不知哪一种才是“应然”的农村教育发展的途径，哪一种更能促使农村教育得到健康发展。 三、我国农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