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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土地供给会直接或间接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进而成为中国调控经济运行的手段之一。但这一重要决策依据截止目前，仍只是从土地使用面积 角度给予计量分析，对于与经济运行统计分析关系更匹配的土地出让收入指标（虽然是土地供给制度的经济产出之一），却由于各种条件限制，相关研究处于空白。本文首次将土地出让收入做为研究标的，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 脉冲检验、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等方法，检验其与宏观经济的实证关系并据此检验修正其预测模型，以期进一步明确土地供给与经济运行的关系，为土地资源有效利用提供政策改进依据。 关键词： 土地出让 预测模型 模型检验优化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土地使用权无偿、无期限、无流动的特点对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了严重不良后果，令人们深省到市场竞争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意义。土地有偿出让制度由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政府主导的协议出让模式转变为由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模式出让的过程。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是一种依靠竞争、以市场机制为核心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它是我国实现土地供给市场化的具体表现。 土地有偿出让制度是集约节约利用土地、高效配置土地资源的必然发展趋势。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市场力量的介入不仅更为准确地揭示了土地价值，更在客观上增加了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日渐提高，也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地方公共服务的执行效果。有关研究表明，我国1994年实行的财政“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权，一方面却迫使地方政府承担起更多的事权——财政收入的渠道减少、财政支出的需求增加、土地出让收入创新高——这些形势导致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土地出让收入的高低与地方经济建设的速度更加密切的联系了起来。 自从2003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以来，学术界也开始了对土地供给相关问题的研究。早期研究的焦点是土地出让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合理性。上海社会科学院房地产业研究中心、李涛、孙习稳等撰文支持将土地供给纳入宏观调控体系，提出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需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调节转变，土地供应政策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最直接、现实的宏观调控政策；靳相木则将土地政策提升至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等高度，指出由于土地本身的特性以及我国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且土地发展权牢固掌控在政府手中的制度特征，土地作为货币之外的另一种调控的媒介（介质），应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理想选择。 在肯定了土地供给参与宏观调控合理的前提下，学者们着手研究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土地出让的影响，试从城市化进程、经济周期、制度变迁等角度考察土地出让制度的运行情况。 李涛（200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并未伴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价格的波动也难以对土地供给起到调节作用；郭其友等（2007）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我国1987年以来的三个经济周期进行分析土地供给与经济成长波动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土地供给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不断增强；梁华等（2009）从土地供给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土地供给制度绩效进行评价，并以北京市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土地供给制度绩效进行定量评价，认为政府行为是影响制度绩效的主要因素。 亦有学者利用产权理论、博弈论等方式对土地出让制度的体系设定进行了研究，试图规避潜在问题，优化体制设计。王晓阳（2007）借由产权理论，对土地出让金的改革提出了设想，建议将土地审批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将土地出让金的收支活动纳入到统一的政府预算中来，改革土地出让金的预算收入分成，建立农业用地征用为建设用地的“事后分成”机制等；周涛等（2006）、汪乐勤（2007）等采用博弈论研究土地出让，前者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土地出让中的政府行为，提出将完善土地出让市场的着力点放在对监管部门和出让部门的行为空间与利益空间的规制方面。后者将土地出让中的各个供给主体纳入研究框架，指出多个供给主体在个体理性支配下的博弈行为会导致土地供给趋于饱和，并且会进一步导致土地供应过量。 基于不同标准评判土地出让制度的运行效果是研究热点之一。龙奋杰等（2009）以2000年-2006年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供给结构数据为依据，以其对地方GDP的贡献度为标准，采用联立方程的方式研究土地出让制度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城市产业用地供给对城市GDP增长有明显的作用，但其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下降，建议城市政府应根据城市自身产业发展与劳动力需求制定差异化的城市土地供给规划；陈双等（2009）以新增建设用地作为土地供给量的主要指标，利用一元回归考察了其与GDP、CPI、全国就业总人口等宏观经济指标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其中新增建设用地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