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边区“五战友”创作的审美特征.docVIP

PAGE  PAGE 6 晋绥边区“五战友”创作的审美特征 　　【摘 要】以赵树理为主帅，西、李、马、胡、孙“五战友”为主将的山药蛋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四十年代的一支，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以晋东南地区为依托，“五战友”则集中于晋绥边区。“五战友”的文章突出体现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的通俗化、大众化、地域化的文学风貌，塑造了接受新观念的农民形象。 　　【关键词】“五战友”；审美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230-02 　　“山药蛋派”的主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被称为“五战友”，属于晋绥作家群的代表作家。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与群众相结合，作家要深入生活，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文艺创作要紧密配合政治斗争。五人以《讲话》为指导进行文学创作，自觉地学习赵树理的文学创作风格，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点，用质朴真实的语言描写农民生活，注重写新人新风尚，担起了描写农民、教育农民的重任。马烽撰写了《金宝娘》等八篇小说；西戎有《兄弟俩》等十篇小说；孙谦的《电话班》等三篇小说；束为的《租佃之间》等九篇小说；胡正的《碑》等十篇小说。山西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片热土，孕育了以赵树理、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流派，因其以山西农村生产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泥土气息，被人以北方特产“山药蛋”冠名。他们的创作符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和主流意识形态，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和作家的生活经验，使他们迅速登上文学舞台。 　　一、对话式叙事策略 　　五战友的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精神，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社会现实尤其是农村农民生活现实给予了高度关注。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总是紧密相连的，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毛主席也教育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方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讲话》精神极大地影响了文学创作，五战友也自觉地沿着赵树理方向将自己的创作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创作出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作品。经典叙事学理论认为，以对话为主要形式的直接引语更接近人物的心理，更能捕捉人物语言的生动性和真实性。五战友作品叙事策略的对话方式，注重你我交流原话的呈现，通俗的对话模式极具生活气息，人物语言的组织也更深层次反映了人物性格，极具代表性。如《兄弟俩》： 　　“……到前方参战重要，巩固后方也重要哇！你年纪小，在后方还不是一样，现在反动派又吼叫打内战，咱们都走了，后方丢给谁呀！”大牛给侯牛解释着。 　　“哼！后方抵屁的事啦，我不听你的话！” 　　“那你去前方，我不去啦！“大牛赌气的说。 　　“对，我去就我去！”侯牛并不示弱[2]。 　　对话用真实生动的话语表现人物性格，既表现了兄弟二人争上前线的革命热情，又能从中体会到兄弟二人的执拗倔强。人物语言在对话式叙事中显得紧凑，更加生动真实，形象可感。同时，对话式叙事比较容易被大众接受，浅显易懂，贴近生活。人物性格特点也能通过对话展现，人物不再是陌生的他人，成为身边的普通群众。 　　二、典型人物的艺术真实 　　“山药蛋派”的创作宗旨是以农民为本位的人本主义，赵树理提倡“问题小说”。马烽等人则提出“新、短、通”的文学主张。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透过大量现象，注重新人新风尚，以真实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为创作基点，塑造了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这里有金卯叔（《租佃之间》）、胡丙仁（《红契》）、吕笃谦（《村东十亩地》）等口是心非、面善心恶的封建落后地主；有小秀、海娃爹（《喜事》）等思想开放，接受新观念的农民形象；有张初元（《张初元的故事》）、二小子（《租佃之间》）、海其子（《红契》）等经过土地革命维护自己权益成功翻身的贫苦农民；有大牛、侯牛（《兄弟俩》），凌前英（《碑》）等为革命冲锋陷阵的农村战斗者形象。这些形象都呈现出新的时代色彩和精神风貌，在他们身上灌注了中国劳动人民勤劳、质朴、善良的优秀民族品质。 　　艺术真实取材于生活真实，山药蛋派的艺术真实更贴近生活，作品的情节、环境、人物都是在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有浓重的生活气息。《喜事》里，小秀与海娃结婚的情节，海娃穿了一身深蓝布棉袄棉褂，胸前戴一朵大红花，红花上五角星的毛主席像牌牌，“两面旗飘在前面，中间是秧歌队的人打着锣鼓，吹着笙管，最后在簇拥的人群中，海娃和小秀手拉手，随上走”[3]。这些生活的场景融入作品，直接展示了当时人们生活场面，记录真实的情景。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