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无字的晚年.docVIP

PAGE  PAGE 8 曹禺 无字的晚年 　　1983年，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受英若诚的邀请来到北京排演话剧《推销员之死》。作为彼时的戏剧届泰斗，曹禺也被英若诚拉去当陪客。虽是作陪，却没有一点务虚和客套。饭局未开始，曹禺便拿出好友黄永玉写的这封信，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 　　阿瑟?米勒听到如此尖锐、残酷的批评，感到十分震动。湛蓝色的眼球在白炽灯下变成冷冰而颤抖的鸽子灰。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嘴唇翕动了一下，又粘在干燥的牙上。 　　好在曹禺是得体的，他并没有定定地望着阿瑟?米勒，期待着他的回应。念完信后，他只是赞许地点点头，“实话！这是好朋友应当做的！千真万确！” 　　从世俗的角度而言，曹禺的晚年可谓五谷丰登：他的社会地位与物质条件使他过得相当安逸，他的才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承认。用当下最恰切的话来形容可谓“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然而，作为一个剧作家，曹禺内心却经受着一生中最强烈又绵延的痛苦，他再也写不出激荡人心的作品了，这无异于鸟儿被剪掉双翅，鱼儿被刮去磷片。 　　1942年，可以看做曹禺作品的一个分水岭。之前，他像张爱玲一样被誉为少年天才；之后，尽管他笔耕不辍，得奖连连，却始终没有写出超越前半生的杰作。文化学者针对这种现象甚至特意发明了一个新词：“曹禺现象”，用以指代文坛上那些迅速崛起却又无疾而终的作家。 　　曹禺的女儿万方说，她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当他的灵魂被扭曲之后，他会有多么痛苦。她说：“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曹禺22岁就写出了《雷雨》，之后写了《日出》《原野》等。到??1949年，他进入不惑之龄，本应迎来创作高峰。这时候，忽然来了巨大的转变，他意识到自己是需要改造的。 “你想表达的都是要不得的，是这个时代和人民不需要的，要遭到唾弃，你的思想，你的情感都需要改造。” 　　解放后，他真心相信这些规则，毕竟他经历过那个黑暗的旧社会。 　　曹禺本名万家宝，191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在影响曹禺内在艺术世界生成的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来自家庭的情感力量，主要是他的父亲万德尊。万德尊曾就读于湖北武昌的两湖学院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担任清朝天津直隶总督，又做过民国的官。清末民初的特殊时代使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或官僚，军阀混战时，他退隐归家，过着寓公生活，平日就是与一帮朋友赋诗，写大字，抽大烟。 　　“我不喜欢我的家……沉静得像座坟墓似的，十分可怕”，“我一想到我的父亲，就恨他，但是我又惦念他”，曹禺曾经这样形容儿时的家庭氛围。他出生三天后母亲去世，由继母带大，生活算是富足优越：家中两栋楼房，雇佣了司机保姆奶妈等一千下人。他的成长经历也算顺利，初中进入南开中学，毕业后报送进入南开大学，因为不喜欢政治科，转学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但生性敏感忧郁，外加家庭苦闷氛围，奠定了他的阴郁风格。曹禺回忆父亲曾经问他你小小年纪，哪来那么多苦闷？曹禺答：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我的确是苦闷的啊。 　　《雷雨》剧中塑造最复杂的人物“周朴园”，有说是以曹禺父亲的周姓朋友为原型，但这个形象与曹禺的父亲也有相似：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类人，曾经接受西洋教育，既是官僚又是资本家，最终又重新归于封建礼教。他们是中国1920年代至1930年代特殊时代下的产物。 　　在谈到写作意图时他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这“原始”的、“野蛮”的情绪，不仅仅要揭露现实，还有着“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他这样如实解释着：“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燠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性格的是蘩漪，是鲁大海，甚至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 　　现在，随便查找有关曹禺的资料，上面都会清晰地注明，曹禺是一个“左翼作家”。对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而言，许多人贴上“左翼”的标签不过是时事所迫，是时势造英雄。然而曹禺，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