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docVIP

PAGE  PAGE 8 李巍 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读家乡最好的中学，从小酷爱政治和历史，大二以后专业兴趣从新闻转向国际关系，随后由北大而复旦而清华，几乎把国内国关专业的名校读了个遍。201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不久，即成为该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 　　80后，平头，娃娃脸，戴着眼镜。坐在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办公楼里，一脸稚嫩的李巍看起来还像个没毕业的研究生。“事实上，我带过的学生都已经毕业好几茬了！”他拿起面前的矿泉水，轻轻地喝了一口，笑着说。 　　不久前，李巍刚刚获得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中心、“壹学者”移动学术科研服务平台和百度学术共同评选的“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称号。对于这一经过激烈竞争而得来的荣誉，他自己却有点儿“诚惶诚恐???：“‘最具影响力’这几个字，我是万万承担不起的，如果硬说影响力，可能我只是影响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学术同行和一些我课堂上的学生而已。” 　　国关“大牛” 　　李巍是一个相当“高产”的学者。入行数年，他就已经写出了《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扩张》《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专著，以及《国际制度变迁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等一系列极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他最新的一篇论文也发表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上。 　　他又因翻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名著《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利的政治经济学》而受作者邀请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在社交媒体和校园里，同行和学生们对他的评价通常只有两个字：“大牛”。 　　在中国人民大学，李巍是最受欢迎的青年教师之一。他在国际关系学院开设的课程，上课压力极大，给学生布置了很多的阅读书目，而且要求学生几乎每周写一篇读书报告。他说：“我故意把课程的压力加大，把那些混学分的学生淘汰出去，而最后选我课的同学几乎都是爱学习、有兴趣的好学生。尽管课程压力大，学生叫苦不迭，但期末学生对他的课程评估每次都在97分以上，因为学生们感觉从课堂上真正学到了东西。 　　他的课程从不点名，考试的方式也与众不同。“比起单向的知识接受，我更看重的是学生独立思考和进行创新的能力。”李巍说，“这个考核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十几分钟的 office interview 就足够了。” 　　在大学里，教学与科研似乎是一对矛盾，但在李巍看来，它们是相得益彰。“教学相长嘛，我需要开设新课程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但他又对那种只注重教学而忽视科研的同行颇不以为然：“这个问题或许见仁见智，但大学不同于中小学，不进行科研你能教给学生什么呢？”他扶了扶眼镜，调高了些声调，“要知道，大学是要不断创造新知识的地方。” 　　教学与科研之外，李巍还经常在《环球时报》《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写一些东西”，受到不少读者的喜欢。但他始终避免在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过多发言，而将自己定位为坐“冷板凳”的“书斋型”学者。 　　“我希望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够对专业性的学术共同体产生一丁点儿正面的影响，”李巍说，“至于更大范围的社会性和政策性影响，那是我做不到的，也不是我所追求的。” 　　从记者到学者 　　李巍是湖北当阳人，父亲是一名物理教师，母亲则是一名医生。他从小爱读书，尤其是军事、历史方面的书籍，“小学时，每次开学发下来的历史课本，通常没几天我就已经看完了。” 　　但他又自称不是那种特别“乖”的好学生：“小时候的我，一直都不是很‘听话’，因为太调皮，还曾被老师留在办公室，等到父母来接才能回去。小学五年级的暑假，父母为他报了一个写作培训班。一个假期的培训下来，他发现原来自己在写作方面是有些特长的。从那以后，他写的作文就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宣读。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文章投到外省的一家报社，居然很快顺利发表了。“后来，报社寄来了稿费，虽然只有5块钱，但却让我开心了很久。”李巍说，从那时起，他就决心要在写作方面有所成就。 　　读中学时文理分科，曾经一度让他很纠结：“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我当时的理科成绩也不错。但我又确实放不下自己的写作爱好。”最终，李巍还是选择了文科，并在随后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学习。因为他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大二时，李巍曾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实习，这段经历让他的眼界大大开阔。“有一次去宁夏采访外国专家局的活动，一连一周，每天都能见到许多国家的专家和政要，这在校园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经常要采访国际新闻，李巍也开始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国际关系，或许更有助于我的国际新闻报道。”李巍说，“那时候，我的职业偶像是罗伯特?卡普兰和托马斯?弗里德曼。” 　　从大三开始，他就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