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媒体问题应急管理的特点.docVIP

PAGE  PAGE 9 民国时期媒体问题应急管理的特点 　　【摘要】民国时期，我国报业进入持续发展的阶段，并且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原因，媒体问题的应急管理也呈现出新的特征。研究此阶段媒体问题应急管理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梳理相关研究脉络，丰富和完善该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民国时期；媒体问题；应急；管理特点 　　辛亥革命之后，处于历史大变革期间的媒体，同样面临着需要随时做好应对时局变化的准备。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发生，这个事件在改写中国历史的同时，也为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媒体的发展也考验着媒体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一、媒体抗争与应急管理 　　外部环境的特殊，可能影响到媒体的新闻业务。媒体若无力与外部力量抗衡，以“开天窗”的特殊方式暗示某个非常重要而敏感的新闻被删除，民国时期的报业“开天窗”的案例不在少数。并且，由于社会动荡，行政权力加大对进步媒体报道事务的干涉，一批报纸受到打压，生存环境持续遭到破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报业危机。其中，以“癸丑报灾”最为典型。1912年，报纸报人被警告传讯、打砸搜查、封门停业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仅剩139家。此外，大批报人受迫害，新闻记者中至少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1913年正逢农历癸丑年，当时新闻出版人将这一年报纸遭受的浩劫称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癸丑报灾”。[1] 　　媒介生态的持续恶化，让新闻业同行认识到，新闻业是个社会共同体，每家媒体都是共同体的成员。一家媒体的报道权被干涉，这样的悲剧也可能在自己身上重演。所以，涉事媒体在尽量依法维权的同时，新闻界同行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帮涉事媒体奔走呼号，通过舆论进行声援。例如，1913年6月12日，原浙江《自由报》总经理许畏三当上浙江省检察厅厅长后，因《汉民日报》在报道和评论“九花娘聚赌案”“共和春殴斗案”等丑闻时涉及他，派法警拘捕该报主编邵飘萍。邵飘萍不仅不逃，而且从容面对审讯。当月15日《申报》刊登庭讯实况。26日，浙江杭县地方审判厅驳回许畏三以检察长名义提起的公诉。《申报》评论批评许畏三……媒体人的傲骨在遭遇无妄之灾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股权之争与应急管理 　　对于独资的媒体来说，媒体的所有权归出资人所有。媒体所有权的转让，其他人有看法但无权干涉。但是，创办媒体的投资规模大，为规避风险，多数媒体的出资人并非仅仅一人。多方出资创办媒体，符合现代企业的要求。只是在遇到股权转移时，有时也会产生内部矛盾。这类股权之争的矛盾，迫使媒体所有出资人、员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维护媒体的正常运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对媒体的股权纠纷和媒体的反应有所记载。 　　1927年后，国民党加大对上海租界中国人报纸的新闻检查。《新闻报》因在美国注册，幸免于检查，但风波仍然不断，福开森急转让其股权。《申报》老板史量才购得福开森的股权，实际上控制了《新闻报》。福开森转让股权背着《新闻报》其他股东、职工，甚至背着汪氏兄弟，他不希望横生枝节引起麻烦，史量才也不愿意将此事张扬出去，以免搞得社会过于瞩目。经过双方妥协，终以70万元的代价达成初步协议。1929年1月中旬，根据让股草约的协定，史量才委派董显光为《新闻报》新任监督，前去接收馆务，引起《新闻报》上下波动，成为股权风波爆发的导火线。[2]1月13日，《新闻报》打破常规，在第一版广告中登出《本馆同人紧要宣言》，把股权之争的矛盾公开化。由此，一场媒体股权的应急管理在《新闻报》其他股东、员工和史量才之间同步展开： 　　1月16日，《新闻报》接着发表《本报全体同人第二次宣言》，第一次公开点了史量才的名。《新闻报》从上到下，从经理、助理汪氏兄弟到下面职工，一齐卷入收回股权运动，这并不是偶然的，主要的原因是汪氏兄弟和职工都担心史量才购下《新闻报》会引发人事变动，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从1月26日起，一些商业团体和商店、同行公会纷纷来电来函，声援《新闻报》收回股权……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史量才。一次普通的报纸股权转让引发了如此激烈的反响，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双方经过多次协商，于2月初大体达成了协议。1929年2月2日，《新闻报》刊登出最后一次《本报全体同人启事》，宣告了股权转让风波的结束。[3] 　　《新闻报》股权事件是我国新闻史上典型的媒体应急管理案例。该事件持续时间长，争斗程度激烈，由内向外逐渐透明，社会反响热烈，影响范围广泛。这个事件的可贵之处在于涉事双方以比较理性的方式，用各自的智慧和经验，维护各自的权益。 　　三、媒体业务与应急管理 　　（一）稿荒应急 　　媒体以内容为王，而内容的供给主要来自记者和编辑的生产。对于纸媒来说，副刊又是报纸杂志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固定连续出版物，副刊作品更多来自社外作者的供稿。战事较多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