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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3 河流 细胞 母体 　　一、河流：曲子作为“母体”意义的揭示 　　一件饶有意味而又值得深思的事情是，学界总以“河流”来比喻传统音乐文化的博大深邃与源远流长①，这反映出学界对中国音乐历史传承性和相通性的一种“共识”。20世纪40年代，杨荫浏于《中国音乐史纲》“词曲音乐”一节中精辟地指出：“词曲音乐中间，蕴含着古来大量的民歌，音乐家的创作，以及已与本国音乐相互融化而改变了面目的外族音乐。后来的合乐曲调，独奏曲调，甚至古琴曲调，或多或少，无不受到词曲音乐的影响。正像一道横贯多省的江河，它一路容纳了若干溪流的集注，而同时又分布它所接受到的众水于下流较低的平原。”② 　　这段话揭示了传统音乐发展三个关键点：其一，“古来民歌”、“词曲音乐”、“后来的合乐曲调”等音乐形式被视作一个发展体系加以阐释，这一点不仅同于王灼“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的表述，而且以“后来的合乐曲调”指出了“曲子”唐宋之后的发展脉络③，如曲艺、戏曲等诸多音声技艺的发生、发展；其二，这里表述的“音乐家的创作”，以本文的理念加以认知，就是以乐籍制度下官属乐人为主体的专业群体；其三，这个脉络以“江河”做比，不仅说明了音乐发展的历史传承性，更说明了“词曲音乐”在这一传承体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而关键的作用。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称曲子是“被选择、推荐、加工的民歌，实际上已不同于一般的民歌”的“艺术歌曲”，“结合了经济的发展，联系了人民多方面的艺术要求，在从原始朴素的民歌提高到后来高级艺术形式的过程中，在创作和运用上，它们曾是得到重点注意的部分，因此在它们里面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创作和表演经验。它们是民歌通向高级艺术的桥梁，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指出曲子经“唱赚、诸宫调、南北曲、昆曲、器乐（如苏南十番鼓、西安鼓乐）以及别的乐种存留到今天的，不在少数”；而“在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歌曲中间，也存有一些曲子的音调”，填入宗教歌词，而保留至今。④ 　　以乐籍视角来看，“被选择、推荐、加???”而“不同于一般的民歌”与“民歌通向高级艺术的桥梁”，即是曲子“母体”意义的核心所在；唱赚、诸宫调、南北曲、昆曲、器乐……即是曲子与曲艺、戏曲、器乐等音声技艺在体系内的密切关联；佛、道歌曲是宗教与礼俗功能用乐关系的一种体现，曲子是其用乐相通性的基础。 　　二、乐籍体系在曲子“母体” 　　生成中的关键作用 　　王昆吾认为“曲子的大量产生，是教坊设立的结果”，隋唐出现大批新乐曲“是在教坊建立，从而造成俗乐汇流，民歌集中的条件下实现的。”⑤笔者认为：教坊并不仅限于宫廷，唐以降，音乐机构实际上是包含地方的全国性体系，乐人群体在各级音乐机构管理下，各方面都体现出有组织、规范性的特征。⑥乐籍体系中轮值轮训制度使得各种音声形态不断被纳入、规范、教习、传播，而“曲子”则作为统一教习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被乐人所掌握，有如“每谓唐妓须学歌令”⑦等即是这种规范性的体现，从官方制度化管理到乐人制度化传承与传播，进而必然使音声技艺本身产生不同于自然传播的极具规范性的样态。这应是“被选择、推荐、加工”而“不同于一般的民歌”的曲子的深层意义。 　　一首曲子最初的产生有原词结合，其“被选择”表明被纳入专业创作系统――这种“纳入”有久远的传统，如自先秦起，官方音乐机构的设立与《诗经》、“乐府”的出现。那么，为何在隋唐以降才出现王灼所谓的曲子“渐兴”、“稍胜”？又何以教坊出现使得曲子“大量汇集”？ 　　第一，曲子由生成到大量汇集需要制度条件。一首曲子的最初状态，可能生成于任何一种环境中（山野乡村、市井里巷，抑或专业创作），但当其被传唱，进而引起人们关注并出现词曲分离、填入新词时，“被选择、推荐、加工”的过程便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中，乐人作为专业群体，无论是传唱，还是更进一步的创造，都有着不同于一般群体的优势与主动性。 　　从乐人的制度环境来看，唐以降乐籍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官府音乐机构的设立与轮值轮训制度的实施，使得乐人的这种优势和主动性愈发彰显。一首曲子的产生和传播，可能与乐籍体系乃至乐人毫无关系，但是，当一首一首的曲子，不断地“被选择、推荐、加工”，进而汇集成所谓的“教坊曲”时，就必然依靠乐籍体系全国化的建构与运转。诸如唐代“教坊曲”的全国流行，宋代所谓“词调音乐”的滥觞，元代杂剧、南戏曲牌的通用？熏明清俗曲的全国风靡……，在没有留声设备的古代社会，没有制度统一下乐人的广泛传播，这种影响远及全国的流行状态，几乎不可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乐人的传承与传播以大量的曲子汇集作为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曲子不断、大量地汇集又要依靠乐籍体系下乐人的不断“选择、推荐、加工”得以实现。既然是“汇集”，必有“汇集”者与“汇集”机制，曲子“母体”的形成显然乐籍体系不断运转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