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高粱》改编优劣论.docVIP

PAGE  PAGE 7 电视剧《红高粱》改编优劣论 摘 要：2014年郑晓龙导演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上映以来，不仅获得极高的收视率，口碑也非常不错。从叙事方面来讲，这终究是一部披着抗日外衣的都市情感剧;从人物刻画方面来讲，剧中人物“九儿”似乎是一切的中心，但却映射出现代社会对女性的种种规约;从声画语言来讲，导演摒除了张艺谋式个人风格，拍出了时代审美下的精致细腻。 关键词：《红高粱》;经典名著;改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1-0085-02 　　一、引 言 　　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大陆本土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莫言的作品也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由此掀起了一阵“莫言热”。小说《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优秀代表作之一，早在1987年张艺谋导演就曾以《红高粱家族》为蓝本拍摄了电影《红高粱》并一举摘得1988年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中国电影。 　　多年之后，趁着一股莫言热，著名导演郑晓龙又买下《红高粱家族》的电视剧拍摄版权，并且2014年《红高粱》播出后收视率和口碑都非常不错。那么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电视剧版《红高粱》是否也能达到1987年电影版那样的高度？虽为同一个故事蓝本，但不同的艺术在叙事方面的表达有何不同？饰演电视剧版“九儿”的周迅与巩俐版的“九莲”的形象有何差别？不同的年代背景下的声画造型有何变化？本文将从电视剧艺术本质属性出发，从叙事、人物、声画造型等几方面对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作出浅析和探讨。 　　二、叙事：披着抗日外衣的都市情感剧 　　小说《红高粱家族》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山东省高密县的“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恨情仇以及抗击日军的故事。电视剧以叙事为特长，《红高粱》的编剧赵冬苓为了丰富剧情内容延伸故事脉络，契合当下观众的收视需求和心理，除了以九儿和余占鳌的感情发展为一条主要线索外，还重点增加刻画了大嫂淑贤这一人物。这一人物的叙事功能就在于构成她和九儿的矛盾，从而将二人的明争暗斗构成了第二条叙事线索。大嫂淑贤是单家大儿子的遗孀，和九儿命运一样，同是抱着贞洁牌坊进的单家，她深居简出贤良淑德，县长朱豪三还颁发给她“妇女楷模”的牌匾。因为九儿和余占鳌不清不楚的关系损坏了她所维护的单家的清白名声，这构成了九儿和大嫂淑贤之间的第一对矛盾;之后恋儿到来，大嫂淑贤因为不想招惹是非，而九儿却很想留恋儿在身边所以二人再次有了矛盾;以及为了单家财产，在九儿生下儿子失血过多昏迷不醒之后竟然狠心将其入殓等。 　　如此诸多二人争斗、矛盾的戏码占据了整部剧的一半戏份，剧情演绎到三十二集，罗汉出走二人矛盾才到此结束。另外加上九儿与恋儿因为余占鳌争风吃醋而上演的“斗小三”的戏码，有网友戏称这部剧不应该叫“红高粱”，应是“单家甄?执?”。 　　从全剧60集的篇幅来看，前40集的内容主要是九儿、恋儿与余占鳌的感情戏、九儿与大嫂争家产以及间接夹杂的官匪斗，40集后，抗战开始提上日程，日本鬼子快要来了，而直到第49集，鬼子才真正出现在高密县。抗日部分只不过是剧中故事发生的一个特定时代背景，而这部剧的核心其实是九儿与余占鳌的情感戏。电视剧《红高粱》也终究是一部披着抗日外衣的都市情感剧。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时代的年轮已发展到今天21世纪，距离“故事讲述的时代”已久远。时代的发展影响电视剧艺术的创作，电视剧艺术也映射出时代的印记。创作者在今天讲述上个世纪的故事，必然难以避免地融入他对莫言原著小说的理解，融入对当下观众审美趣味的把握和思考。 　　当前，单纯的抗日题材、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电视剧已不能吸引观众的兴趣，在市场化、收视率为导向的今天，创作者更倾向于增添一些观众喜闻乐见的桥段和剧情。加之，导演郑晓龙曾执导过《渴望》《北京人在纽约》《金婚》《后宫甄?执?》等优秀电视剧，他素来擅长言情、婚姻、宫斗类型的题材，《红高粱》披着抗日剧的外衣实则是部言情剧也不难理解了。 　　三、人物：男权中心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约 　　电视剧以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来结构剧情。《红高粱》几乎倾尽所有笔墨刻画和塑造了周迅所饰演的“九儿”这个形象。她似乎彻底颠覆了传统女性的典型特质――温良恭俭让。未出嫁时，对抗“父权”[1]，骂不争气的爹，专门与他对着干;出嫁后，对抗“夫权”[1]，与余占鳌野合，争夺单家财产;她还对抗“官权”，与主流社会代表官府势力朱豪三斗智斗勇，最后她仍然心系民族大义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这是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人;是一个内能执掌家业，外能介入公共社会的女中豪杰;还是一个抓得住男人、斗得过小三、争得了家产的精明主妇。甚至为了渲染“九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