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图像中的吐蕃胡瓶.docVIP

PAGE  PAGE 6 考古图像中的吐蕃胡瓶 　　盛唐之世，大唐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名符其实的统一而强盛的国家，国际化程度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金银器中“胡瓶”的流行。这种器物不仅是当时现实生活当中使用的常用器物，也是社会交际往来的重要物品。唐人卢纶在其《送张郎中还蜀歌》的诗中曾经这样写道：“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须臾醉起箫笳发，空见红旌入白云”。由此可见胡瓶不仅出现在为友人践行的酒宴当中，同时还是送给离别友人的重要礼物。隋唐时期，胡瓶也作为朝廷赏赐给各类有功之臣的礼物。如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表彰凉州都督李大亮治地有方的政绩，就在诏书中明确写道：“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旧唐书?李大亮传》）。由此可知上至皇帝，下到高级官员，胡瓶都是当时颇受喜爱的物品之一。 　　史书记载，在唐蕃交往当中，胡瓶还成为唐朝与吐蕃王朝之间友好往来的重器。例如，唐开元十七年（729年），吐蕃赞普向唐朝献“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旧唐书?吐蕃传》），作为唐蕃双方友好交流的“信物”。其后不久，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吐蕃也同样收到来自唐朝的一批金银器物，“今奉皇帝金铨、马瑙、胡瓶、羚羊、衫段、金银瓶盘器等，以充国信”（《册府元龟》卷979外臣部?和亲二）。可见在这些作为“国家信物”的金银器当中，胡瓶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西方将“胡瓶”作为礼品在朝贡时奉献给中原王朝的记载，文献典籍中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例如前凉张轨时期（255年至314年），“西胡致金胡瓶，皆拂林作，奇状，并人高，二枚”（《太平御览》引《前凉录》）。这里所说的“拂林”，或指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可见这些西域国家的“西胡”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将这些来自西方的、如同真人般高大的奇异物品作为礼物朝贡给中原王朝。 　　那么，什么是“胡瓶”？它们的实际形象是什么样子？吐蕃人的胡瓶又有什么样的特征？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出重要的线索。 　　青海郭里木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木棺的棺板画上，可以观察到吐蕃人在宴饮场面中使用一种带把的高壶。如在一号棺板画上有一个射杀牦牛的场景，主要人物手执弓弩正在射杀一匹被绳子绑在树桩上的牦牛，人物身穿着图案华丽的长袍，长袍的衣襟和袖子上面有联珠纹样的丝绸镶边装饰，头缠高巾，站在一张方形的地毯上，身份地位高贵，很可能是前来参加丧礼活动的一位高级贵族。这种射杀牦牛以礼宾客的习俗，在吐蕃曾经十分流行，文献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人物的周围，有侍从装束的两人手中执有各种器物，其中一人双手托盘，托盘内放着三个并列的高足酒杯；还有一人手中执有一个带着高手柄的酒壶，正在侍候主人饮用。画面中绘制出的这件高柄壶的一侧带有鸭嘴状的长流，壶体上附有一个长长的手柄，底部有高足可供托持（图一），有赖于吐蕃画师们精细的观察和细腻的绘制，让我们得以知晓它的形态特征。 　　二号棺板画绘的是一幅在毡帐前的宴饮场面，帐中有男女主人对坐，帐门两侧有两人守卫。在帐前是正在宴饮的人群，在两个大酒坛上支起一个托盘，上面陈放着一排高足酒杯，两人正在举杯相邀共饮；在其一侧另有两人也手执酒器，其中一人双手高举酒杯，另一人头上缠结着高头巾，手中也执有一柄带有高手柄的酒壶，正走向一群席地而坐、开杯痛饮的人群，可能是准备向他们敬酒（图二）。这里也同样出现了这种高手柄的酒壶，它的形态特征和一号棺板画上所绘的同类器物完全相似。 　　正是依据这些考古出土的图像资料，我们可以确认，这种带有高手柄、一侧带有鸭嘴状的流，足下附有高足的器物，就是文献史料中所记载的“胡瓶”。之所以称为“胡瓶”，是因为这类器物的母型来源于西方。通过大量的文物考古实例进行对比，可以获知吐蕃棺板画上的胡瓶的前世与今生。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来看，西亚、中亚一带应是这种器物的发源地。在中亚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公元1世纪的陶器中，已经有这类带有高手柄的执壶，它的基本形态是一侧带有鸭嘴状的流，另一侧附有高出壶体的手柄（图三）。同样收藏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件陶执壶形态与其相同，年代也是公元1世纪的产物。不同之处在于，这件陶器的器表还彩绘有人物以及植物花卉的纹样，表明当时人们一定是将它作为生活当中重要的器皿，对其十分珍惜，不惜花费大量人工加以装饰和美化（图四）。另一件阿富汗出土的公元1世纪的陶执壶在造型上已经有所变化，器体所附的长手柄曲线更加优美流畅，与口沿的结合部自然生动，宛如一只正在探首壶内饮水的长颈水鸟。器表通体采用黑色釉装饰，晶茔光洁，极富美感（图五）。中亚地区时代稍晚一些的此类长柄执壶除了实用功能之外，造型上更加美观，长手柄的曲线更加富于变化，器物口沿部开始出现偏向一侧的长流，有的还模仿动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