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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医院改制不容回避 政府对公立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由来已久。到 2005 年为止，我国公立医院维系 人员工资、奖金、社保、营运、设备投资和人力培训开支的绝大部分 ，来自医院的自营收入。 以我在这大半年访问过的 5 家大型公立医院为例，财政拨款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也就是 1%； 加上医院使出浑身解数争取到的各种专项政府资金 ，也不过 5%！上海一位院长说得很传神， “公立医院不吃皇粮还要纳公粮 ”——是好是坏，我国的“公立医院”可不是世界上通行的 “政府医院”，名同实异，早就自成一家。 周其仁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199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对卫生机构运行机制的改 革有过部署。文件是这样说的，“卫生机构要通过改革和严格管理 ，建立起有责任、有激励、 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运行机制”；“卫生机构实行并完善院(所、站)长负责制。要进 一步扩大卫生机构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继续深化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改革 ，运用正确的政策 导向、思想教育和经济手段，打破平均主义，调动广大卫生人员的积极性 。”很清楚，这是 “医院本位”的改革思路，要根本改变“政医不分、管办合一”的老体制。 可是，上述方针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缘由不复杂，因为医院本位包括院长负责制、 医院自主权、改革人事分配制度等等这一套 ，与“行政权力本位”是冲突的。我们在宿迁看 得清楚，那里老“公立医院”里不懂医疗技术的冗员，居然高达 40%——所谓“公”，常常 就是“官”的私人领地——患者受损、但主管部门里各色权力人物可大有裨益 。把行政权力 本位的体制改了，原体制的那些“方便”就没了。这说明，医改实在不是什么“帕雷托改善” ——可以不触动任何一方的既得利益 ，就增加他方和社会的利益。难办的是，医改要触及主 管部门的行政权力，又要在主管部门领导下展开 。有点像与虎谋皮，不是那样容易的。回头 看宿迁，要不是出了一个地方改革政治家仇和 ，外加一个“你还是一个卫生局长吗”的卫生 局长，宿迁医改从何谈起！ 中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和观念变化 ，逆转了医改形势。最大的事件就是 2003 年突如其来 的非典。非典型肺炎本是传染性疾病 ，所以防止非典的工作，经济性质是典型的“公用品”， 非政府负全面责任、全盘指挥、全力使用合法强制力应对不可 。突发的非典，也许有技术方 面至今未知的某种偶然性，但从经济社会方面看，又有一定的必然性。主要就是改革开放以 后，人口随其他经济要素一起 ，从原计划体制下的不流动或低流动性 ，转向大规模的高流动 性。这当然对公共卫生造成巨大冲击，使公共卫生成为最薄弱的环节。以往对医改的认识 ， 更多地集中于一般医疗服务的组织 、效率和改制，没有把必须由政府负责、由政府财力支持 的公共卫生，与可以加大医院经营管理自主权、经由 “医院本位”改革之路强化的一般医 疗服务，清楚而明确地区分开来。非典提醒人们注意这个偏差 ，要求反思医改方略，防止片 面性。 但是反思中也发生了另外一个极端倾向，这就是把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应当增强的责 任，不恰当地扩大到整个卫生医疗服务部门 。“公共卫生是公益事业”的正确命题，被扩大 为“(所有)卫生医疗都是公益事业”的错误命题。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财政投入的政策 ，被 “提升”为财政包办全民看病之类完全脱离现实的主张 。“政医不分、管办合一”似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