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咬文嚼字的乐趣.docVIP

PAGE  PAGE 9 那些年，咬文嚼字的乐趣 　　上次我在“那些年，广播电视一家独大”中，提到过当年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们都习惯随身带一本《新华字典》，咬文嚼字，认真备稿。他们认为广播里发出的声音很权威，必须准确。其实那些年岂止是播音员，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视祖国文字的准确性、纯洁性。本篇就来谈谈当年我们咬文嚼字的乐趣。 　　识字从一点一画开始 　　我出生在1951年，我妹妹比我小一岁。我们兄妹俩都没有上过幼儿园，因为那个辰光姆妈还是个家庭妇女（现在称之为全职太太），有很多空闲时间，完全胜任幼儿园老师的职责。爹爹买来一叠识字卡片，姆妈就用它来教我们认字。四四方方的识字卡片上，一面画着图（比如画着一蓬火），另一面是文字（出现个“火”字）。这种识字卡片，一看就懂。爹爹不但教我们认字，还要我们捏着铅笔去“描写??卡片上的方块字。姆妈耐心而严格，要求我们写字的笔顺要准确，“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到了进小学念一年级时，我发现我是班级里识字最多的人（后来妹妹也是如此）。 　　我识的字多，到了二三年级，就开始“跌跌撞撞”看长篇小说了。有一趟我把爹爹图书馆里借来的《三国演义》（不是连环画）带到学校里去看。老师看到了，问我，你看得懂吗？我点点头。老师勿相信，要我念一段，我竟然也能念得八九不离十。老师大惊，后来就叫我做语文课代表（只有班级里语文成绩最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做的），一直做到小学毕业。做了语文课代表以后，我就不再看“跑马书”了。我放慢看书速度，每当遇到不认识的字，也不再“跳”过去了。我会停下来去翻《学生字典》（后来是《新华字典》），用笔把注音和字义记在自备的生字簿上。我经常翻看生字簿，咬文嚼字。我认得的生字（特别是一些怪里怪气的冷僻字）越来越多。 　　咬文嚼字，最早的印象是帮助外婆扫盲。外婆是文盲，一个字也不识，只认得钞票（靠颜色分辨）。记忆中有一阶段开展全民扫盲运动，里弄小组长经常会上门来动员外婆去扫盲，参加什么夜校。外婆最反感了，老太婆了扫什么盲？其实屈指一算，那辰光她才五十出头。外婆不肯去夜校，小组长就赖着不走，双方僵持着。记得那个辰光姆妈已经是上班族了，啥地方有辰光来给外婆扫盲？里弄小组长很执着，赖在我们家里不走。我只好出来说，“外婆扫盲的事，我来负责！”我把胸脯拍得乓乓响，小组长将信将疑地走了。我找出识字卡片，教外婆认字，规定一天教一个。外婆也不笨，一天识一个，三个月下来也认得了百十来个字。外婆最开心的是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她叫“倪慧英”，笔画不少，她能一笔一画地写下来。那天里弄小组长又上门来了，一查外婆果然已经认得不少字，她在外婆的名字旁边打了个“√”，笑笑，可以回去交差了。我从大衣橱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笑容很灿烂。我这个扫盲小先生，自我感觉非常好。 　　我是1958年入学的，那辰光老师教的是简体字（资料显示，我国的汉字简化工作从1956年开始，当年1月28日，中国大陆通过《简化字总表》，开始推行简体汉字）。写简体字当然有很多好处，不过我常常羡慕认得繁体字的高年级同学。要晓得那个辰光好多长篇小说印的都是繁体字，而且竖排。为了读懂这些繁体字小说，我开始翻字典学繁体字，日积月累的，看繁体书就没有障碍了。 　　说到繁体字，我想起了一件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趣事。那时停课闹革命，我们这批哪个组织也不参加的逍遥派，闲得无事，整天没事找事混日脚。某日，隔壁邻居大潘找上门来，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说是从垃圾桶里捡到的，像是老地主留下的“变天账”。是吗？我摊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有100块银元埋在某某处。大潘看看我，问我，怎么样？你敢去把银元挖出来吗？我拍拍他肩胛，敢！我们一起去！大潘摇摇头，我不去，我出身不好，不方便去……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变天账”，哈，看出破绽来了。纸上落款处的日期“民国六十年”，这个“国”字是简体字。1949年哪来的简体字？大潘是来白相（消遣）我的！我把那张破纸朝他脸上扔去，大骂：“侬吃饱饭没有事体做啊！”大潘吐了下舌头，一副贼头狗脑的样子，佝头缩颈地走了。 　　捉“老白虱”的快乐 　　小辰光，家里有块小黑板，这是爹爹姆妈上班前给我们兄妹俩留言用的。我和妹妹则将它当“游戏机”，在上面用彩色粉笔做文字游戏。两人彼此把自以为最难认难写难懂的字词来“难”对方。有时还会相互之间在对方的作文本上寻找错别字（必须是逃过老师眼睛的错别字）。那辰光我们就已经体味到咬文嚼字的乐趣了。我们常常一起争论，一起研究，该用哪些字词来替换更合理、更准确、更有味道。 　　记得念小学高年级时，我们班从外校转来一个姓梁的同学，书看得特别多，且喜欢吹，好像世界上的事体，没有他不晓得的。我心里有点不适宜，想出出他的洋相。我从小就懂得一个道理，只要侬盯住一个人，迟早能发现这个人的缺点。很快我就发现梁同学的一个缺点，常常念白字。好，白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