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茶马贸易官营体制的制度框架精编.doc

　　 明代茶马贸易官营体制的制度框架 　　 马冠朝 　　[摘要]明洪武年间制定了一系列的官营茶马贸易的政策和制度，本文将其称之为“洪武体制”。这些制度从榷茶、茶和马的比价关系、运输和经营形式、监督和打击走私等方面有力保障了官营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并且根据明朝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制定了“金牌信符制”，这是明代茶马贸易官营体制发展到极至的表现。“金牌信符制”作为官方和“西番”纳马换茶的凭证的作用而出现，它的作用在于加强了对“西番”之民的社会控制。 　　“洪武体制”具有开创性，洪武后明朝的皇帝们所制定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基本上没有逸出这个体制的藩篱。在严格遵守“洪武体制”而没有什么制度创新使官营茶马贸易每况日下。 　　 　　明初官营茶马贸易的制度模型是“洪武体制”。“洪武体制”即是明朝建国初朱元璋对与西番之民的茶马贸易官营体制的一系列创设和规定。无论哪一项体制的创设都是从松散到严谨，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洪武体制”由开国皇帝所创置，后世皇帝根据世事的不同做些修补。洪武二十六年，这个体制达到了相对完善和发展到了顶峰，该年颁行了“金牌信符制”。它的意义在于强制政策应用于茶马贸易之中，从而将官方控制的茶马贸易推向了高度垄断。后续地对“洪武体制”的修补并没有逸出这个体制的藩篱，围绕“金牌信符制”的起废而展开。 　　“洪武体制”的开创行和重要性在于它对官方控制的茶马贸易作了制度上的规定，形成了官营茶马贸易的制度格局。这一体制包括比如榷茶制度、机构设置、比价制度、运营制度、巡查制度、禁贩制度、“金牌信符制”等等，其发展到极致则是“金牌信符制”。 　　洪武二十六年在整个明史上没有什么特殊重要的意义但在明代茶马贸易史上比较重要。这年朱元璋颁发了“金牌信符制”。“金牌信符制”又叫金牌铜符，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派曹国公李景隆到“西凉、永昌、山丹、西宁、临洮、河州、洮州、岷州、巩昌等缘边诸番，颁给金牌铜符。” [1]在金牌制下，缘边诸番“自愿”向明政府纳马匹，朝廷出于边境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和明庭边境战略意图验马高下酬以茶斤。自“金牌信符制”颁行以后，明政府从中获得了很大利益，后来因战乱而废止。永乐年间、宣德年间、正统年间、弘治年间、嘉靖年间都有要求恢复金牌制的奏议，在永乐、宣德、正统时还恢复颁行了“金牌信符制”。不管什么原因难以实现其在洪武时期的作用，但至少可以看出明统治者的心态—番族以金牌认纳差发马，履行对朝廷的封建义务。以“洪武二十六”年作为划分的依据，是为了突出洪武体制的完整性，同时表明后世对这一体制的继承性。 　　一、榷茶制度 　　搞清了明初及其以后的茶叶生产情况对我们所要谈到的明政府对茶叶的管理是很有必要的。生产并组织一定量的茶叶用于西北边境的以茶易马是榷茶的前提，而榷茶的完全和强有力的施行又是官方对茶马贸易控制的前提。因为，这一前提的存在对茶马贸易不出官营轨道才有意义。这一榷茶制度的施行同时对其它的官营制度的建立或推行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明代的茶叶市场可以根据交易对象以及地区的不同分为内地和边境两个系统，但不论是哪个系统，对其进行严密的控制以及对私人贩运、民间市场的控制和禁止成为榷茶的意义所在。鉴于内地和边境茶叶市场的不同，这两个系统的茶法也不尽相同，体现了明政府治边政策的特殊性。 　　在内地市场系统实行茶引法。“引”相当于挂牌执照，是政府发给商人合法经营茶叶的凭证。商人只有获得此引而进行茶叶的贸易才能是政府认可和保护的行为，若不然则视为非法。商人“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贴给之。”[2]就是说商人贩运茶叶的数量和茶叶的行销地区不是随心所欲地。商人在贩运茶叶的时候向政府交纳二百钱方可获得一引一百斤的茶叶作为物酬，并且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行销茶叶。不够一引“畸零”的情况也有着具体的规定。通常发给准许行销茶叶的“由”票。以上只是普遍的方法。政府为了防止商人谋取私利，对于私自夹带者给予严厉的惩罚，还规定引、由必须相随。为了防止商人借故拖延日期，还规定了具体日期。即便是商人完成了纳钱请引、买茶、运茶至发卖低，政府还要征收10℅的茶税后方可销售茶叶。商人所持引、由在一切交易过程顺利完成以后要原数缴还于所在州县官。对于超过期限没有上缴引、由者，批验所便查出商人姓名籍贯以及引由数目，转其所在地巡按御使和按察使提问追缴。通过这样一些手段的真正意图就是将内地的茶叶生产、收购、贮存、征税、发卖都置于官方的控制之中，既组织和活跃了国内市场，又防止了茶叶流向边境地区。 　　第二个系统即对边境市场的控制，这更为明显地超过了第一个系统。征榷的对象是西北少数民族喜爱的川茶和汉中茶。榷茶制度的最初设制是极为严格的，官方为交易的完全中介者，从根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