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中的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和智慧选读.docxVIP

 PAGE \* MERGEFORMAT 25 国学中的管理智慧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怎样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近习近平同志也有一些关于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思想。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以及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在结合我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就以“国学中的管理智慧”为题，简单的谈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当然我的理解也未必正确，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我国悠久的历史，诞生了门派众多、内容各异的思想。这些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仁义”、法家的“刑法”、兵家的“???谋”、阴阳家的“平衡”、佛家的“精神修炼”等等。而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国学是庞大复杂的，要想把它们系统而清晰的给大家说清楚，是比较困难的，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我只能从中国传统国学典籍中，一些记载，给大家谈谈。 中国传统古籍浩如烟海，要想全面了解古籍在短时间内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就从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开始，谈谈国学中的管理智慧。 首先讲的是《三字经》，《三字经》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启蒙教材。那么这里面有没有管理智慧呢？大家都了解《三字经》尤其是家里有上幼儿园的孩子的家长。 《三字经》的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这句话非常好理解，讨论的是人性。而人性，恰恰是管理学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所说的“人性假说”。 管理学研究中，“人性假说”是指管理者对被管理者人性的判定，以便确定自己的管理策略。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阐述的是人的天性是善良的，而后来的性格之所以不同，有的人被称为好人，有的人被认为是坏人，那是因为环境影响的结果。 “人性”究竟是善、是恶？对于这一点的假设，直接关系到管理制度的制定方向。假如我们认定人性本身是恶的，那么在制定管理制度时，就会倾向于制定约束性比较强的制度，用来约束人本性的恶；假如认定人性本身是善的，则在制定管理制度时，可能更倾向于给被管理者一个宽松的环境，以更好的发挥人类本性中善的一面。 这个道理非常容易理解。当人们对事物作分析或预测的时候，都必须假设一个“正确”的前提。有了正确的前提，又有了正确的推理，结论通常来说就不会错误。同样如果预测的结果正确，推理又正确，那就说明前提假设是正确的。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事实上，要想真正掌握这个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在管理中，任何一种管理智慧的建立，都首先要对人性进行假设。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已经争论了数千年，到现在依然没有标准答案。 刚才我讲《三字经》中持有人性善的理论，但是中国古代学术流派众多，并非仅仅有人性善的观点，同样也有人性恶的观点。 中国古代，“性”就是“生”。孔子明确的说过“性相近，习相远”，意思是说人性大致是差不多的。但是孔子只说了“性相近，习相远”并没有说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到了孟子，他提出了“性善论”。他认为人的善性是先天所具有的，是人的本性使然。他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那么，恻隐之心，属于“仁”；羞恶之心，属于“义”；恭敬之心，属于“礼”；是非之心，属于“智”。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不是外面强加于人的，而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仁、义、礼、智四德是性善的表现，其核心是“仁”。 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来源于人先天具有的善端，即在人先天所固有的本性中有善的萌芽。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这些先天的善端，存在与人的心性之中，后天通过教育使这些善的萌芽成长起来，人的善性就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扩充善端，使善性发扬出来，就能使国家安宁，就能保住政权。如果不扩充善端，不发扬善性，就不能侍奉父母，成为一个不孝之子。所以仁义礼智四德，是协调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伦理规范。 由于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观念的源头，所以在谈论如何治理国家时，性善论者就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实际上是一种在把人性假设为“善”的前提下推理出来的管理智慧。在这种假设前提下，管理者所采取的管理措施就显得比较“温和”，他们不重视外在的规范制度对人的行为的约束，而重视个人修养的提高。 站在管理的角度，性善论的人性假设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管理的有效性。在管理中，性善论的人性假设容易使人重实体、轻程序，动机、效果最重要，手段、过程无所谓。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在司法方面总是缺少公正的程序“侦查官”、“检察官”、“法官”、“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