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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9 不良贷款处置之道 　　2015年9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上升到1.19万亿元，大致回到了2006年9月末水平（1.27万亿元）。数字背后，并不是一场简单轮回。十年之间，银行业既演绎着不良资产剥离、财务重组、引进战投、两地上市等一系列精彩的改革故事，也经历过刺激政策下的信贷大投放、增速换挡中的信贷需求起落、结构调整阵痛期的信贷质量下降。本文首先探讨超低不良贷款率的不利一面，进而分析不良贷款反弹的结构性因素，最后指出市场化处置不良贷款是推动经济转型的危中之机。 不良贷款率越低越好吗？ 　　当前1.59%的不良贷款率来之不易。十年之前，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7.33%，这还是国有银行分五批将2.6万亿元不良资产剥离给四大AMC后的结果。2008年末，上市前夕的农行再度剥离8156亿元不良贷款，一举使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下降到2.40%???如果说剥离不良贷款还只是财务重组的技术性处理，股改上市则再造了银行的信贷生成机制，做实的股东利益和强制的信息披露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约束，极大改变了银行信贷工作流程、风险控制系统和内部激励机制。前中后台间的相互制衡，业绩发布时的如临大敌，季度考核前的锱铢必较，都潜移默化地重塑着银行的信贷文化，指令性、操作性、欺诈性不良贷款比重下降，市场性、经营性、周期性因素成为新增不良贷款的主因。 　　 　　从2008年9月到2011年9月，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双降”，不良贷款率下降到0.9%的超低水平。 　　从国际经验来看，超低不良贷款率并非银行业的常态。过去十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呈现出L型的变化趋势，即便近三年有所反弹，但仍然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于当前全球（4.23%）、上中等收入国家（3.61%）以及OECD国家（3.55%）的水平，我国的不良贷款率更显偏低。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不良贷款率最低点曾达到1%以下的美英两国，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都出现了不良贷款率的飙升。这是否暗示着超低不良贷款率对经济和银行业并非总是福音？ 　　超低不良贷款率并不利于经济转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无不伴随着风险。在市场拓展、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转型过程中，总会出现决策失误的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贷款违约。 　　某种意义上，不良贷款是经济发展旧模式的墓志铭，是新经济脱胎换骨的通行证。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制度条件下，如果银行业的风险偏好与一般企业相同，则银行体系形成的不良贷款率，可以被视为“自然不良率”。作为长于经营风险的企业，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本应高于一般企业，不良贷款损失可以由高利率覆盖。但如果不良贷款率长期低于“自然不良率”，那就意味着银行对风险的容忍过于保守，这将在信贷市场上挤出那些风险和收益较高的创新型企业和新兴行业，弱化银行对经济转型的支持力度。 　　我们可以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不良贷款率，作为我国“自然不良率”的参照。自2010年以来，上中等收入国家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3.58%，同期我国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1.06%，比参照值低2.52个百分点。这其中固然有信贷规模快速增长的“分母效应”，但更反映出我国银行业信贷行为的“懒贷”特征，即更倾向于为有政府显性或隐性担保的大企业、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等提供信贷支持，而对创新更为活跃、需要更为细致甄别的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作为民营经济基础更好、金融生态环境更佳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虽然近两年不良贷款上升较快，但其实体经济却实现了率先转型和稳增长，所以，应当辩证地看待不良贷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既然超低不良贷款率不利于经济转型，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依靠融资扩张而维持的传统信贷项目，在未来就有很大的概率转变为高风险项目，这为不良贷款的攀升埋下了伏笔。 不良贷款攀升的结构性因素 　　不良贷款“双降”的趋势，自2011年9月开始出现了拐点，2015年前三季度反弹之势尤为明显，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分别激增了3437亿元和0.34个百分点。我们应当承认，这一趋势的转变，有很大一部分应归结于周期性因素。 　　根据IMF和世行2012年发布的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报告的压力测试结果，总体不良率与宏观经济相关性较高，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上升1个百分点。但不容忽视的是，不良贷款的反弹也有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 　　当前讨论较多的是银行内控制度不完善、企业互保联保等微观因素，还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商业银行激励机制出现了新扭曲。股改后短期兑现的激励机制，使得“收益最大化”成为银行的信条，从总行到网点，业务和利润指标层层加码;与此同时，银行信贷文化对风险近乎零容忍，出现了追求“当期低风险高收益”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