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与厂商生产力-国立中正大学经济系.doc

PAGE  PAGE 50 環境管制與廠商生產力 曾美萍 國立中正大學國經所博士班與正修科技大學國企系講師，e-mail:pyng@.tw。 劉錦添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e-mail:liujt@.tw。 摘 要 本研究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環境管制對廠商防治污染支出的影響，再進一步探討環境管制與廠商生產力的關係。Porter (1990, 1991) 認為嚴格的環境管制將促使廠商追求更乾淨的生產技術，並積極從事創新活動以使其競爭力提升，因此環境管制將有利於提高廠商的生產力。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台灣環保意識高漲，面對日趨嚴峻的環境管制，廠商必須調整其既有的生產模式，以降低污染，為了符合管制政策的要求，廠商的防治污染支出將會受到影響，而廠商的生產力將會因此降低或反而提高？是本研究的重點。本研究分別採用兩套資料進行實證，一套是1998年至2003年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個別廠商資料，另一套則是2000年至2005年環保署「環保支出統計調查」個別廠商和台灣經濟新報「企業財務調查」上市上櫃公司的合併資料。我們將這兩套資料分別合併各縣市統計指標，並以兩階段最小平方法進行實證。在第一階段估計，以防治污染支出比例和防治污染投資比例作為廠商的防治污染支出變數，並採用縣市別的「正式」和「非正式」管制作為工具變數來估計廠商的防治污染支出，其中，以環保稽查次數作為正式管制指標，對廠商的防治污染支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以縣市別的民眾陳情件數、家庭可支配所得、教育水準和人口密度作為非正式管制指標，民眾陳情件數、教育水準和家庭可支配所得對廠商的防治污染支出有正向影響，而人口密度則對廠商的防治污染支出有負向影響。我們利用第一階段的預測防治污染指標作為環境管制代理變數，進一步檢視環境管制對廠商生產力的影響。實證顯示，不論是以預測防治污染支出比例或預測防治污染投資比例作為環境管制變數，環境管制對製造業工廠的勞動生產力和總要素生產力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廠商在面對環境管制而改善其污染的同時，生產力也提升了，傾向支持「Porter假說」。 關鍵詞：環境管制、正式管制、非正式管制、防治污染支出、勞動生產力、 總要素生產力、兩階段最小平方法 一、前言 環境管制一向被批評為不僅會增加廠商的生產成本，而且會降低廠商的競爭力。在面對環境管制政策時，廠商的防治污染成本除了可以衡量的防治污染操作成本和資本支出外，還有一些難以衡量的防治污染成本，例如生產過程改善的設計成本、管理成本等，造成廠商的真實防治污染成本難以正確的衡量。而在環境管制政策下，廠商必須改變其利潤極大下的最適生產決策，當管制越多和越嚴峻時，廠商面對未來管制政策的不確定性將提高，廠商有誘因去增購新穎的防治污染設備、改善生產流程、研發新生產技術或開發新產品，以符合環境管制政策的要求，因此，環境管制讓廠商的生產決策產生變化，廠商也必須調整其既有的生產模式，以符合「正式」環境管制的規範和檢查。除此之外，廠商也面臨「非正式」環境管制的壓力，非正式管制的表現形式，從社區民眾的圍廠抗爭、示威遊行到環境公害的陳情申訴等社區壓力，均會對廠商的污染行為產生無形的壓力，是廠商從事生產活動時，除了考量一般的生產要素之外，必須權衡的另一類資源使用要素，而這也使得廠商在面對環境污染懲罰壓力下，必須調整其最適的污染水準。 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環境管制，不僅會增加廠商的生產和營運成本，還可能會降低廠商的市場競爭力，換言之，環境政策對產業或廠商的競爭力存在負面的影響效果。但是Porter (1990,1991)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廠商在面對環境管制需求而降低環境污染時，可採取兩種方式因應，一是在生產製程的末端加裝污染處理設備(end-of-pipe or secondary treatment)，另一個則是改善整體生產流程。前者將增加廠商的營運成本，導致生產力下降，而後者則可能在製程的改變而減少能源的耗損、提高產品品質或開發新型產品，因而產生創新的效果，並提升其競爭力。因此，Porter認為環境管制將促使廠商追求更乾淨的生產技術，採用更新穎的生產設備，除了消極的符合環境管制的要求，廠商更因此積極從事創新活動，環境管制將有利於提高廠商的生產力，這也就是所謂的「Porter假說」。 隨著國民所得水準的提高，台灣環境保護意識逐漸高漲，環境保護不只是社會問題或經濟議題，更是國家永續生存的大業。台灣自1970年代以來，陸續制定「水防治污染法」(1974年)、「廢棄物清理法」(1974年)、「空氣防治污染法」(1975年)、「噪音管制法」(1983年)等環境保護的法規，是屬於「正式」環境管制。另一方面，這二三十年來，民間對環保事件的抗爭也層出不窮，例如，貢寮居民對核四建廠的抗爭行動、後勁居民對中油興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