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居民受教育水平性别和收入的关系初探.docx

居民受教育水平、性别和收入的关系初探 09审计5班 蔡思羽 选取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工作单位，企业性质，工作行业， 1998、1999、2000、2001年收入 知识改变命运，从古代的科举制度到今天的高考，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在今天“知识”更多的代表的是学历，对所谓的命运的改变也多指收入的增加。那么在今天这句话依旧是真理吗？如果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那么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知识改变命运的程度一样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对2002年城镇居民生活调查的一个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析。 为了针对我的疑问进行数据分析，我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剔除，选择了工作状态为“Working or employed”的群体进行分析。然后对筛选出的样本数据再按照受教育年限和性别等分别进行分组分析，受教育年限以5为组距分为四组。 图1 在筛选的出的数据中，首先对居民所受教育程度的比例进行了分析，从饼状图（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在11-15年的占样本的54%，6-10年的占35%，而受教育年限在16年及以上的仅占8%（此处将0-5年认为是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6-10年为初中文化水平，11-15年认为是高中及中专文化水平，16年以上认为是本科及硕士、博士等文化水平）。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样本的主要的文化水平是初高中文化程度，小学和本科的文化水平并不占多数，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主要文化水平是初高中文化。 图2 为了进一步了解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又对数据按受教育年限分组，对年龄进行了基本统计量的分析。通过基本统计量分析，我发现受教育年限为0-5年（图2）和6-10（图3）年的呈现相似的分布，都为左偏的平峰分布，也就是说数据的分布集中在年龄较大的组群。而且受教育年限为0-5年的人群图3 的平均年龄为45.6岁，中位数为47，标准差为9.6；受教育年限为6-10的人群的平均年龄为43岁，中位数为44，标准差为7.6。按照年龄对出生日期进行推算，也就是说受教育水平为1-10年人群主要为19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在对受教育年限为11-15年（图4）和16年以上（图5）的人群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这图4 两组数据的分布也极为相似，都为右偏的尖峰分布???也就是说数据集中分布在年龄较小的组群。通过观察比较，我们发现受教育水平在11-15年的人群的平均年龄为38.5岁，中位数为35标准差为5.5；受图5 教育水平为16年及以上的人群的平均年龄为37.8，中位数为37，标准差为5.5。也就是说受教育年限在11年以上的人群主要为19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为何1-5年和6-10年有着相似的分布，11-15年和16年及以上有着相似的分布，而6-10年和11-15年的分布有着较大的差距呢，为什么受教育程度在这两个水平上产生了如此明显的断层？观望一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1966年我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而这一时期正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的适学年龄，而这一时期风行的是上山下乡而不是科学文化知识。而当1977年恢复高考时，60年代出生的人正是高考的主力军，而高考给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们无法忽视历史时代背景的作用，但也不能以偏概全，至少我认为这一历史因素是造成这一文化年龄断层的重要原因。 图6 继续观察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年龄箱线图（图6）的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趋势：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受教育者的年龄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对于这一趋势或许可以理解为：在经过上述的一个文化断层后，我国居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正在逐渐提高，高等教育呈现年轻化。 在观察分析完受教育水平的分布后，然我们来看一看知识是否真的能改变命运？在分析时，我选取了样本中在岗人员的1998、1999、2000、2001四个年份的收入作为分析对象，分别计算了不同教育年限分组的四个年份的平均工资，并绘制了“不同教育水平收入趋势图”（图7），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98年到2001年的收入是逐渐增加的，但是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的工资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受教育年限越长工资越高，即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工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受教育年限为16年及以上的组别的收入最高，约为受教育年限为0-5年的组别图7 的收入的两倍。通过对不同组别工资增长的趋势的观察，不难发现另外一个规律：受教育年限越长，工资增长的速度越快；而受教育年限越短，工资增长的速度也相对较慢。经过上述分析， “知识改变命运”似乎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了，当然此处的知识粗略的以受教育年限代表，对命运的改变粗浅的以收入的多少来衡量。 图9 图8 为了对“知识改变命运”进行验证，我又对在岗人员的数据按照工作单位进行另一种分组，并按照分组分别对收入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绘制了图。通过观察绘制的图，我们发现党政机关在岗人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