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中國文化的再展开.docVIP

PAGE  PAGE 8 中国文化的再展开 从种种迹象判断，中国文化已经度过了寒冬，可以说已经是贞下起元，一阳来复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强力崛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也必将随之增强，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 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快速强力崛起,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从西方所引入的各种各样的解释系统都没有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当然仅仅靠中国传统也不可能解释现代中国的快速强力崛起，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强力崛起, 它后面一定有自身的文化内涵，因此, 需要融贯中西文化形成一种新的解释系统，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再展开。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上古至东汉，中国文化是自我形成、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在此期间，形成众多的学术流派，西汉刘歆的《七略·诸子略》，将先秦和汉初诸子学派分为十家，即：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家，并分别指出其学术渊源及主要特点。十家中小说家属于艺文，除去不算，称为九流。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之中，由孔子开创的儒学经过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等诸大儒的努力，从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在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取得了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自此以后，在中国文化中，儒学与其他的学派形成了一种主从关系。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其传播范围主要在中华大地。 自东汉至清季，中国文化主要与以佛学为代表的印度文化相激荡，一是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学；二是道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魏晋玄学，隋唐的重玄学等新的思想形态，其间道教的外丹、内丹也很可观；然后是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让儒学稳住了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这期间基本是儒、释、道三教共存，而以儒为主导。是为中国文化的第二期，这是应对外来文化的初次展开，主要内容是关于“内圣”的，影响波及东南亚，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亦曾传播到欧洲等世界的其他地域。 自清末迄今，中国文化主要受到西方文化的磨砺，主要内容就是科学和民???，这是关乎外王的。虽然西方文化早已传入中国，但其撼动中国文化的时间则是在清朝末年。清末的洋务运动主张“中体西用”，想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图自强；而维新变法开始触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孙中山引入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他的新旧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就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短短百多年，变化多端，这说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正在逐步走向深入，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潮，也是这种文化融合走向深入的表现。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学能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再次稳住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吗？如果中国文化能够做到这一点，方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的第三期，是为中国文化的再展开。而这次的思想视域是全球性的。 一、中国文化的初次展开 从上述回顾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亦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个性，同时，中国文化也是开放的、发展的，这从中国文化的初次展开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中国文化的初次展开，是因为佛学的传入。印度佛学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在孔雀王朝的全盛时期，开始向中亚各国传播，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公元二世纪左右，具体时间现无定论，最早明确记载佛教传入的典籍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佛教的传入，首先固然是当时的社会需要，但更重要的是，接受了中国文化对它的改造，推动了中国自身传统文化对它的接纳和认同，如此佛教才得以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佛教初传中国，便在思想上依附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在魏晋时间亦曾与玄学想磨荡。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吸收，经历了一个从“格义”到“得意”的过程，汤用彤先生说，佛教初传中国，由于文化观念不同，“初均抵牾不相入”，“乃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所以有格义之方法兴起”，“殆文化灌输甚久，了悟更深，于是审知外族思想自有其源流曲折遂了然其毕竟有异”，“格义自卫不必要之工具矣”。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九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8页。 从“格义”到“得意”的转变，鲜明地表现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由概念的拟配到思想的融会贯通这样一个过程，其结果便是“六家七宗”的出现。 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佛学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在隋唐的鼎盛时期产生了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以及禅宗等著名佛教宗派。以慧能的《坛经》为代表的中国佛学经典的出现，代表着中国佛学的成熟，意味着中国文化不仅能够很好地吸纳印度文化，而且还能发展之。这里，应该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佛学不是印度佛学的简单的翻版，吕瀓先生明确说：“总之，我们不能把中国佛学看成是印度佛学的单纯‘移植’，恰当地说，乃是‘嫁接’。两者是有一定距离的，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