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新兴商业管理制度的论文.docVIP

　　宋代城市新兴商业管理制度的论文 文献分析法对宋代城市新兴商业管理制度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在宋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开放的城市格局促进了人口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集中体现在牙人、行会和伪钞3个方面；面对新形式，宋廷没有囿于传统，裹足不前，而是积极应对，因势利导，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宋代；城市；新兴商业；管理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2-0078-05 　　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在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集中体现了这些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中古时期的坊市制被厢坊制所替代。开放的城市格局促进了人口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了这些矛盾，如漆侠著的《宋代经济史》是关于宋代经济研究的一本提纲擎领的著作，对宋代的行会、纸币都有所涉及［1］；全汉生著的《中国行会制度史》对宋代行会有较为详细的介绍［2］；李达三著的《宋代的牙人变异》是牙人研究的一篇经典文章［3］，但其对牙人本身着墨过多，而并未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探讨其不足。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宋代城市新兴商业管理制度作一探讨。 　　一、对牙人的管理 　　在对宋代城市经济进行描述时，史书中这样记载道：“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京师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罢，故永绝蚊蚋。.”［4］既然有如此发达的商业生活，则必有“以伪易真，变换如神”的“游手奸黠”［5］。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如何保证税收是宋廷亟待解决的事情。宋廷对此极为重视，于建隆元年（960）“诏榜《商税则例》（商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6］。宋廷在沿用五代商税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商业税务条例，并首次采取公开张榜于税收机构“商税务”门前，明确告之于来往的商贩［6］。然而仅凭一纸条文，是难以抑???税收流失的，因此，宋廷将目光转向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牙人。 　　牙人,又名牙郎,中国自古有之。汉代曾称之为驵侩，《史记解集》说：“驵，马侩也。”可知，最初是主持牲畜交易的人，之后成为主持各类物品交换中介的人的统称。牙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古代社会，由于交通、信息等不畅通，广大人民群众往往不了解市场行情，因此需要一批熟悉市场行情的人为之服务，牙人这一群体应运而生。早期的牙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受政府的干预很少。然而自晚唐起，传统的坊市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侵街而建”的现象比比皆是。宋代取消了坊市制，代之以厢坊制。城市格局的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虽然宋廷三令五申，但是行商坐贾逃税漏税的现象与日俱增，令统治者鞭长莫及，不得不将熟悉市场的牙人引入政府控制中，以弥补政府自身管理的不足。将牙人引入政府管制的最早史料是唐德宗贞元年间颁布的一道敕令：“自今以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停居主人、牙人等检查送官。”［7］首次赋予了牙人监督商人的权力。正如前文所述，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宋廷顺理成章地沿用了这一方法，所不同的是宋代的牙人多了一块政府发放的“身牌”，并附载了“牙人付身牌约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牙人的立法文献。宋人笔记《作邑自箴》记载，在交易中，牙人“须召壮保三两名，及递相结保，籍定姓名，各给木牌子随身别之”［8］，同时对“身牌”和“付身牌约束”的原文也分别作了收录。在“付身牌约束”上，明确记录了牙人的籍贯、行业以及职能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写有“右给付某人。遇有客旅欲作交易，先将此牌读示”［8］。可见，颁布此牌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控制牙人，更是希望借牙人之手，监督行商坐贾，从而将政府的控制延伸到社会交易的各个层面。应该说，通过吸纳牙人以监督商税，宋廷达到了其初始目的。主持重印《作邑自箴》的张元济在该书的“跋”中写道：“李元弼自序作于广陵，时为政和丁酉，是本卷末有‘淳熙巳亥中元浙西提邢司刊’二行，距成书时已有六十余年，是必当时重视兹书，可为牧令圭臬。故由官署覆刻，俾应民社者有所取法也。”［8］这段话充分证明了“付身牌”的效用。正如李达三先生所说，这项政策对牙人最重要的影响 是使他们失去了独立人格，改变了他们的活动目标和活动程序［3］。在未佩带身牌前，牙人们通过自己掌握的市场信息，扮演着沟通卖主与买主的中介人的角色，牙人与卖主之间只有简单的利益关系。而在佩带了身牌之后，原来简单的利益关系逐渐转化为牙人与卖主之间深刻的矛盾关系。牙人被纳入体制内后，扮演的不仅仅是中间人的角色，而且是代替宋廷走到前台的商业监督者。 　　牙人从单纯的买卖中介转为宋廷的耳目，其职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