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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与贵州教育的发展的论文 在内迁贵州的高等学校当中，大夏大学是在贵州省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与贵州省府当局关系最为密切，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广泛的高校之一。自1937年内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全体教职员生，在坚持正常教学活动的同时，针对黔省的地方需要，培养了大量的师范人才，充实到省内各级教育机关，他们积极协助省府当局进行教育改革，发展社会教育，为贵州教育的发展作了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抗战时期；大夏大学；贵州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51-02 　　 　　一、抗战前贵州教育概况 　　贵州近代教育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在贵州学政严修的主持下，贵州教育开新学之风气，随着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在全国“废书院，兴学堂”的风潮当中，贵州亦掀起了一股办学热潮，据《贵州通志》统计，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全省公办各类学堂683所，形成了贵州教育发展的一个高潮。辛亥革命后，贵州革命政府仅仅存在3个月，便被封建军阀所取代，进入了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教育经费奇缺，全省教育发展呈现衰退的景况。至1935年，蒋介石借剿共之机会率中央军入黔，结束了贵州军阀混战的局面，自此，贵州真正进入了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中。经过两年的教育行政改革及对教育经费的整顿，贵州全省教育状况有了初步的改观。全省各县增设小学，实行义务教育；七所省立中学教育经费一律由省款支付；对于高等教育人材的培养，贵州省的状况亦非常尴尬，因省内无一所高等院校，虽制定国内外留学生补助办法，但仍因费用较高，每年派出学生均不足十人。.由于贵州地处边远，土壤瘠薄，生产力低下，因此中央政府除了加强各级行政组织之建设以形成严密的政治管理系统外，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央并未加以重视，教育人材、经费严重缺乏，贵州省内甚至连一所高等学校都未设立。 　　二、完善教育制度 　　1937年抗战爆发后，各大高校纷纷内迁，贵州籍大夏大学创办人、校董兼校长王伯群便与教育部商定将大夏大学迁往贵州贵阳，以促贵州发展。随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在各个领域都有颇有建树，迁黔以后，他们以“深切研究贵州，参助地方当局及社会人士建设新贵州”为“第一个目标”，一方面尽心从事教学培养人才，一方面尽其所能参与政府各项建设。1940年5月，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出任贵州教育厅厅长，随即着手教育行政改革。首先，将教厅原有的“三科两室”进行调整：第一科专管中等教育（兼理高等教育）；第二科专管国民教育；第三科专管社会教育；秘书室掌理总务；扩大督学室组织，改称视导室，重订办事细则；增设编审室，专司编审统计等事宜。如此，革除了从前各科室职责难明，工作不协调之弊病。其次，在用人的方面，欧元怀将原有职员职务进行了调整，并聘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主任喻任声为主任秘书，大夏大学教务处课务组主任韩钟琦为第三科科长。经过一番人事改革，加强了教厅行政能力，提高了办事效率。再次，划一校行政组织。“订定贵州省中等学校行政组织纲要，以统一各校行政组织颁发，及各部分之职掌。”通过对各级教育行政单位职责的厘定，使教令通畅，行政效率得以提高。 　　欧元怀根据黔省过去教育情况、社会背景，配合国家与地方的需要，订立了以培养地方建设人才为目标，以质量并重为原则，集力推进国民教育的教育方针。“质量并重原则”即“中等教育质量兼顾，国民教育先求量之增加及普及，再求质之改进充实”。按此原则推进，国民学校数量至1944年底已达8770校，较之1940年的3905校翻了一倍。而对中等学校注重质的改进，“以期与国民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国防与生产事业各方面之需要相衔接。”此外，还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教育改革措施。首先，加大经费的投入，充实各校教学设备。在1942年全省中学教育经费达到近一百八十万，较1940年翻一番。其次，在教员方面，提高教师待遇；每年暑假征调全省公立私立各中等学校教员一人至三人入暑期讲习讨论会进修；定期举办中等学校教育检定，将检定成绩公布。另外，对教学成绩进行考察。抽查调阅学生平时学业成绩，举办毕业会考，以学生考试及格率来决定该校增加或减少班级的设置。此项办法的设置既做到战时提高人们普通知识，加强国家民族意识，又为战后建设培养了人材，是符合贵州省情的战时教育与平时教 的良好结合。教育行政的革新，教育制度的拟定，为全省教育规定了发展的方向。 　　三、培养地方教育人材 　　大夏大学迁入贵阳，使得更多的贵州省内贫困青年能就近接受高等教育。为了能提高贵州省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才能，省教厅与第二联大磋商请学校招收在职人员免试入学，经校方商议，指定了优待办法：“一、高中或高中师范科毕业，在中校民教机关或教育行政机关服务满三年以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