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松桃地区苗族习惯法传承与变迁初探.pdfVIP

清代松桃地区苗族习惯法传承与变迁初探 黄婷婷 （ 贵州民族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摘要：从松桃苗族的特征、清代苗族习惯法的传承与变迁以及影响其变迁的因素等方面， 对清代松桃地区苗族习惯法的历史演进作一个初步梳理，试图呈现其传承与变迁的大致轮廓。 关键词： 松桃； 苗族习惯法； 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15) 03-0138-04 一、松桃苗族概述 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苗族是人口相对较多 的少数民族之一。根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结果显示，贵州省苗族人口占全国苗族总人数的比 重最大，为 42.1%。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 黔东北等地（州）市为贵州主要苗族人口的分布地。 其中，松桃苗族自治县是黔东北地区的苗族人口主 要分布地，松桃县的苗族占全县人口的 68.1%，苗族 人口密度大，历史悠久，文献资料丰富。清雍正帝 八年（1678），平定松桃，在松桃山下建城，并设松 桃厅，隶属铜仁府[1]；嘉庆二年（1797），松桃厅升 为直隶军民厅；道光十五年（1835），松桃直属厅由 贵州省直辖，直至民国二年（1913）改厅为县。本 文以黔东北松桃苗族地区为限，深入探究清朝以来 松桃地区苗族习惯法的传承与变迁。 今天我们所称的“苗”与清代的“苗”有很大 的区别。查阅清代的各种文献资料发现：在清代， “苗”泛指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例如，清代嘉庆初 年（1796）任八寨理苗同知的陈浩曾著《百苗图》（又 称之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在此书中的“苗” 就包括了今天的苗族、侗族、壮族、土家族、瑶族、 彝族等诸多少数民族。现在我们所称的“苗”指的 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形成文化特征鲜明、支系 繁多，但内部长期拥有共识和共同特征的人类共同体。 按照不同的标准，清代将苗族划分为不同的类 型。按照着装颜色，可以将苗族分为白苗、黑苗、 青苗和红苗；按照职业区分，可以将苗族分为姑苗 和采铁苗；等等。然而，在众多的分类中，最重要 的莫过于“生苗”与“熟苗”的划分了。虽然在民 俗方面，此划分的意义不是很大，但在当时清代的 法律控制上，“生苗”与“熟苗”的区分显得尤为重 要。在《清圣祖实录》中记载，康熙四十年（1701）， 批准贵州巡抚王燕的建议，“熟苗 、生苗若有伤害 人者，熟苗照民例治罪，生苗仍照苗人例治罪”[2]。 可见，清代处理法律问题区分苗族的标准即为此。 但是，“生苗”与“熟苗”是历史的范畴。当雍正开 辟苗疆之后，“生苗”逐渐向“熟苗”转化。当然， 在苗疆被开辟之前以及开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贵州苗疆仍为“生苗”区。例如，清代田雯在《黔 书》中记载，“何谓生苗？定番之谷蔺，兴隆、清平、 偏桥之九股，都匀之紫姜、天坝、九名九姓， 镇远 之黑苗，铜仁之红苗，黎平之阳洞罗汉苗。……是 也”。同时在周相卿教授《清代征服雷公山地区苗族 聚居地方的几个问题研究》一文中也提到划分的其 第17卷 第3期 铜 仁 学 院 学 报 Vol. 17 , No.3 2015 年 5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May. 2015 收稿日期：2015-04-01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松桃地区苗族习惯法田野调查与研究”（13ZC151）成果。 作者简介：黄婷婷（1989-），女，侗族，贵州铜仁人，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法人类学、法社 会学研究。 中一个标准是“生苗指清雍六年（1728）以前中央 王朝的势力没有渗入的地方以及贵州和湖南交界处 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3]。可见，本文所要探讨的松 桃地区在清代仍属于“生苗”区。 二、清代松桃地区苗族习惯法传承与变迁 （一）习惯法的传承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贵州苗族地区没有被国家统 治者纳入政权统治之内时，苗族人民自有约束和治理 其本民族的规则。人类学家布朗曾用公共过犯与私事 过犯来区别初民社会的违法行为。公共过犯指血族通 奸、巫术损人、破坏风俗及亵渎圣物等损害社会人群 的行为。公共过犯要受社会公判或执掌公权力的执行 机构、执行人裁判，行为人要受刑罚制裁或仪节制裁。 而私事过犯，或受私人调解，或诉至法庭，由法庭宣 断被告负责，多由赔款的方式解决[4]417-419。苗族习惯 法的执行者是由议郎等社会组织或寨老等担任的。若 苗民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