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礼记正义》整理平议（王锷）.docxVIP

三種《禮記正義》整理本平議 ——兼論古籍整理之規範 王鍔 ? ? ?提要：本文平議龔抗雲、田博元、呂友仁三位先生分別整理出版的《禮記正義》，從凡例的製定、底本的選擇、對校本的確定、標點、校勘和序跋的撰寫、附錄的收集等方面進行對比，認爲呂友仁先生《禮記正義》是《禮記正義》的最佳整理本。古籍整理是一項嚴肅認真、科學規範的學術研究工作，整理者必須是行業專家，按照選擇底本、確定對校本、標點、校勘、撰寫序跋和編集附錄等工序，認真工作，纔有可能完成高質量地整理工作。? ??關鍵詞：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古籍整理? ?? ?清人阮元說：“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①]誠哉斯言！整理經學研究代表作《十三經注疏》，是經學研究的基礎，也是經學研究之必須。? ? 1999年12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的《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即“簡體橫排”本（下簡稱“簡體版”），其中《禮記正義》上、中、下三册，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2000年12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的《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即“繁體豎排”本（下簡稱“繁體版”），其中《禮記正義》是第12、13、14、15四册，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整理本的出版，爲讀者研究儒家經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這是需要肯定的；但因整理工作不夠規範，有欠妥之處，該書出版後，日本學者野間文史、我國學者呂友仁等曾撰文批評該書之缺陷。[②]? ? 2001年6月，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了中華叢書《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本，總計二十册，該書由“國立編譯館”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小組總召集人是周何。根據書首曾濟羣、趙麗雲、周何三位先生的“序”得知，此計劃始倡議於20世紀80年代初，1987年9月正式開展工作。工作分六個階段，一是《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二是《十三經》資料彙編，三是《十三經》導讀，四是《十三經》新注新譯，五是《十三經詁林》，六是《十三經》分類研究。其中第一階段的工作是將各經注疏標點、斷句、分段，便讀者閱讀和檢索。而分段標點的整理工作歷時十餘年。其中《禮記注疏》是第10、11、12三册，由田博元先生分段標點，繁體豎排。? ?鑑於阮元校刻本存在選擇底本不當、分卷無例、校對未精等不足，西北大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2年共同發起成立了“新版《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編纂委員會”，負責整理新版《十三經注疏》。編委會由張豈之、周天游先生擔任正副主編，草擬了有關方案和體例，邀請國內十多位青年才俊參與點校整理工作。張豈之、周天游《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序》說：“各經均追本溯源，詳加考校，或采用宋八行本爲底本，或以宋早期單注、單疏本重新拼接，或取晚出佳本爲底本，在盡量恢復宋本原貌的基礎上，整理出一套新的整理本，來彌補阮刻本的不足，以期對經學研究、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能起到推動作用，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2008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呂友仁先生整理的《禮記正義》上、中、下三册，繁體豎排。該書是新版《十三經注疏》整理本之一種，書前有張豈之、周天游《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序》和呂友仁先生的《校點前言》。? ? 《禮記正義》題名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是《禮記》研究的代表作。然自清嘉慶年間阮元主持校勘整理以後，一直無人對《禮記正義》進行校勘整理，學者研讀《禮記》，基本上以阮元校刻本爲依據，這種現象，延續到了20世紀末期。龔抗雲先生整理的《禮記正義》六十三卷（下簡稱“龔本”）、田博元先生整理的《禮記注疏》六十三卷（下簡稱“田本”）、呂友仁先生整理的《禮記正義》七十卷（下簡稱“呂本”）三種整理本的出版問世，從總體上改變了阮元校刻本《禮記正義》獨占鰲頭的局面，不僅反映了經學研究的成績，也爲讀者研讀《禮記》、鑽研經學，提供了極大便利。? ? 對古籍進行整理，是我國的優良傳統。關於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歷史，孫欽善先生的《中國古文獻學史》，[③]有詳盡的總結。古籍整理工序主要包括撰寫凡例、選擇底本、標點、校勘、撰寫序跋、附錄等六個部分。[④]本文即從以上六個方面，對龔本、田本、呂本《禮記正義》進行比較，平議三本之優缺點，對《禮記正義》的整理工作進行總結，兼及論述古籍整理之規範。 ? ??一??整理本《禮記正義》凡例? ? ? 古籍整理，是古籍研究和其他古代學術研究的基石，是一項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工作。整理某一部古籍，一定要考察該書的作者、內容、版本流傳和研究現狀等，在考察的基礎上，製定詳盡周密的“整理凡例”，告訴讀者，整理者是如何工作的。“凡例”既是